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正在消失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许多一厢情愿的事情。无论陈光标式以己度人的“暴力慈善”,或者是现代哲人王们推行“善政”的强制命令,抑或明星母女隔空开撕,差不多都可归为此类。以善之名如此行事,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厢情愿,终成乡愿。这种执拗父母对待子女一般的保姆式关爱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之类的单向度“苦口婆心”的表白,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们早已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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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父母对子女之爱特别是母爱总是无私的。然而这种无私的彻底与否,还取决于最后一道关口的表现。多少母亲对子女的“分家—成家”、“独立—联合”耿耿于怀甚而生发醋意,终至伟大的母爱“晚节不保”、无私的丰碑功亏一篑。

小女出嫁了,嫁作他人妇,一向标榜“富养”的母亲一番理性算计后不免心绪难平:凭什么我养了这么多年的掌上明珠,就被你这么个臭小子拐带走了,甚至为你洗衣烧饭,我都从未享受过这等待遇,这口气如何咽的下去!怎么办?刁难他!这就是丈母娘挑女婿的开始。

儿子娶妻了,母亲同样要“争风吃醋”:凭什么这个从小就跟我无话不谈、即便上大学工作后也要隔三差五电话问安的乖宝,就迷上了你这个小狐狸精,这可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怎么办?穿小鞋!这就是婆媳矛盾的前兆。

凡此种种,皆属不识时务,逆势而为。老之将至,就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和意义寄托于子女身上,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独生子女时代这种婚姻与分家过程中光怪陆离的状况,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一些地域和文化特色。2010年,我和同事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一次集体调研,到北方某地农村做了2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调查的主题本是农业经济方面,但也误打误撞地观察到农民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变化。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中部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中国农村现状的标本。上世纪末成为了一个社会性议题的“三农”问题,也是率先在中部地区浮出水面。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大量流失,留下一批“老弱残兵”驻守。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离土”;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和亲人,到珠三角、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这是“离乡”。这些农村往往农业人口密集,精耕细作农业发达,工业化程度低,受大城市辐射较小,兼业化程度较小,劳动力流动较大。

相比中部农民“离土又离乡”的特征,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其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强力带动,尽管其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领域,但身体却保持“在场”,没有“离乡”的趋势。这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文化及地域传统影响,更与这一地区强大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表面看,这里似乎是一个安土重迁的传统村落,但是子代务工、父代务农的新的分工,也明确显示它正处于一个巨大转型的甬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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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的历史时间轴上看,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的冲击不可避免,保守者总难免“今不如昔”、“人心不古”;从横向的历史空间轴来说,同处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个村庄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变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速率,较诸其他地区又是明显缓慢的。

经济结构的变化终究会传导到社会结构之中,引发新的变化。以45岁为分水岭,这里的两代人,实际上置身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相应地,他们也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价值、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分家,是农村代际结构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中国传统中一向推崇累世而居、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父祖在,不分财”更成为明令法条。然而这样的大家庭之所以在历代官书中备受称誉,也很难不说正因其稀缺的缘故。以理度之,家大业大、人丁兴旺的另一面,必是管理层次和难度上升,税赋和徭役的摊派加重,正如麻国庆先生所说:“多代同居的义门,自古以来,还是甚为少见……唐代以后各朝帝王奖励大家庭,人人予以溢美,久而久之,便成为我国真正的家族制度了。”

1949年之前,这里的大家庭也并不多见。这并非观念的问题,主要是为经济水平和战乱频仍的外部环境所限,一般老百姓承担不了新建住房的成本。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来说,这时的父代也已并不占优,但仍能掌控局面。集体化时期的共同劳作方式和“挣工分”模式,使身强力壮的青年人的贡献程度得到提高,进而增强了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实际话语权。然而他们分家的诉求要遭遇两道障碍,即作为宗亲和姻亲两方面代表的叔伯或舅舅以礼俗进行调解和阻遏,以及作为国家意志代表的社队干部以利害为威胁出面调停。改革开放以后,重回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分家潮便势不可挡。

然而,这一分家的趋势在新世纪以来又有明显的收敛,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常现象。这里的计划生育政策贯彻得较早也较得力,一个印证便是,现阶段年龄在60-70岁之间的老人,其只有两个子女的比例很高。在那些儿女双全的家庭中,实行的不是彻底分家,而是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在法律形式上完成了分家(户口变更为两户),财务独立核算,但仍保持“共居”的习惯,在空间上并未独立门户。我们可以称其为“分家不分舍”。

从老人的角度来说,有三重动力促使他们推动这一“制度创新”:

其一,两种文明、两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冲突,使“饭桌”成为必争之地和分家的导火索。目前60-70岁之间的婆婆,是践行中国传统乡村规范的“最后一代婆婆”。她们做媳妇时,遵循的是传统妇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轮到她们“熬成婆”时,正逢市场化掀起的一波进城务工大潮,青年人不自甘束缚于乡土田园,要去更精彩的世界闯荡。这一代儿子儿媳大都已不再务农,过上与城市“上班族”无异的“早出晚归”、“朝九晚五”的快节奏生活。偶有在农村谋生,也主要从事养殖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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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一个传统农民的生活,是从清晨四点半至五点开始的,这时的妇女就要起床做饭,男人则悠闲地看看新闻,出去散步,五点半至六点就要吃早饭了。青年人则不同,他们是晚睡晚起,下班后还有着他们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们的作息制度与上一代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产生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早上,仍然是老的伺候小的,婆婆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早起做饭,媳妇则可有充分理由睡懒觉。

同理,洗刷碗筷之类的活计也由婆婆一并为之了。婆婆们在这一点上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她们既十分支持儿子和媳妇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并乐于为他们料理家务,但又总为自己感到不公,自叹生来就是劳碌命。饭桌,就这样成了婆婆们找到自身权威和尊严的几乎是唯一的表征了,因为在其他任何领域,她们与媳妇的交集,都因知识、生活方式等因素的隔阂而几乎不存在。

其二,对独子的依恋,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与子女截然分开。由于这是他们身边唯一的儿子(女儿已经出嫁),他们也不希望分得过清、隔得过远。

其三,据婆婆们自己说,分开之后,独立进行家庭核算,也有利于培养儿子的独立性。但我以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次要的理由。因为我们注意到,即便分家之后,父代仍然承担了养育孙代的大量责任。在子代进行经营性业务时,父代也多会倾囊相助。

基于上面几条理由,“分家不分舍”模式就创造性地产生了,其好处有三:一是分家后各自独立开伙,按照各自的生活节奏,各吃各饭,避免了关于“谁起早、谁做饭、谁洗碗”的纠结和尴尬。二是子代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父代(特别是婆婆)获得了内心里的相对自由,对于年青一代生活方式中看不惯的琐事,眼不见心不烦。三是在此基础上,父代仍保持着与子代的亲密联系,朝夕可见,共叙天伦,“隔代亲”的亲情转移支付和特定情况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通道随时可以开启。

有趣的是,分家的提出者总是弱势的一方,求独立、求自由、求心静,70年代的子代是如此,如今的父代(特别是婆婆)更是如此。在调研结束前,我们难得地遇到几个80后青年人。他们都认为,是父母觉得不自在而首先提出分家的,按他们的意愿,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有一对同为本村人的青年夫妻,在分家不分舍后,也并不开伙做饭,仍各自回父母家中蹭饭,这大概也是一种“啃老”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家不分舍”又带有单向度的性质。儿子回老子家,总能如入无人之境,索取经济援助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丝毫不见外。反过来却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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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价的飙涨与户籍制度的阻隔,让这种若即若离、自由与亲密同在的“一碗汤”模式越发难于实现,在同城或异地相互区隔、天各一方的一个个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将更加普遍。对他们来说,农村那种离土不离乡、分家不分舍、简约不简单的代际关系,也许反倒是一种奢侈的、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

(来源:网络。原标题: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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