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的荒唐故事1

文/庞国义

一场生动的“忆苦会”

1975年夏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子里,我校“革委会”决定,到重庆市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歌乐山公社金刚大队参观学习,通过访贫问苦、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学生和教师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增强对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仇恨,达到改造师生旧的世界观,热爱新社会,推动教育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目的。

我作为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当时已经取消了红卫兵组织,恢复了共青团组织),拿着介绍信到金刚大队与大队贫协主席刘老实联系忆苦会活动的安排,刘主席为难地说,原来经常作报告的王大娘生病了,我说那就另外安排一个人吧。刘主席说,那就叫汪大妈试一试,她也是穷人,平时有点喜欢唱忆苦歌曲,基本上可以代替。我说不知效果如何?他说没啥问题。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雨后初晴,我们200来名革命师生挤在四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高举着红旗,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革命歌曲,沿着天星桥、高滩岩、新桥、山洞、林园,浩浩荡荡奔向歌乐山,直抵大队部。

大卡车完成运送任务后便调头返回去了。全体革命师生在大队部门前的院坝里安静地坐下。没有凳子,地面有点湿,不少人尤其是女教师女学生犹豫再三,带了书包的将其垫在屁股下,没书包的把手帕或将笔记本撕几页放在地上将就坐下。我与校革委李主任一道朝大队部走去。办公室门口的柱头上,贴着一副对联,左边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右边是“吃饭感激毛主席”,横批是“忆苦思甜”。走进屋里,刘主席指着一名50来岁的农村妇女介绍说:“她就是贫农汪大妈。”

汪大妈的确是个受苦人,皮肤黝黑粗糙,满脸皱纹,穿一件阴丹士林右襟上衣,黑青色裤子,上衣袖和裤脚都朝上挽了几圈,衣裤上补了大大小小几个疤,头发花白,赤脚,身板硬朗,精神状态颇佳。

在我和李主任一左一右的搀扶下,汪大妈坐到平坝前一根破旧的独凳上,她揉了揉眼睛,一板一眼地开始控诉起万恶的旧社会来: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我有点纳闷,抬头看了看天,大白天哪来的月亮星星?

汪大妈不管场下惊讶的目光,仍旧不紧不慢地地念说,“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冬天下大雪,我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大家听着耳熟,怎么把忆苦的歌曲都串到一块来了?我赶紧走上前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汪大妈,说一说你自己的事。”

汪大妈一听“说自己的事”,马上来了劲,又揉了揉眼睛,眼眶里开始起泪花花了。“那个背时的六一二年,闹了三年灾荒,田里头没得收成,到处饿死人,我得了浮肿病,睡在床上起都起不来……”我一听更着急,六一年、六二年都已经解放多年了,正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怎么能当作解放前控诉呢?我又气又急着地说:“汪大妈,说解放前!”汪大妈一楞,马上又开始念起经来:

“冬天的风雪,狼一样的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止不住的辛酸泪往下淌”,一听还是这样,院坝里坐着的革命师生早已按耐不住了,大家躁动起来,纷纷挪动发麻的屁股,会场里“嗡嗡嗡”地乱成一锅粥。

贫协主席刘老实为自己工作失误,没有选好发言对象而懊恼不已。他实在听不下去了,急中生智,右手一举,大吼一声:“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随着师生们高举拳头,口号声的起落,闹麻麻的会场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刘主席马上宣布:“下面结合当前实际,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

汪大妈接着说:“当前时兴翻案风,啥子东西都要翻。听说那个走资派一上台,千百个猪头就要落地。其实猪头就是猪脑壳,有了猪脑壳吃就有猪肉吃,这总比灾荒年吃草根树皮好得多。杀猪不翻不按(案),就杀不到喉管,未必然硬是杀猪杀屁眼,各有各的杀法……”坐在坝子里的师生们“轰”地一声大笑起来。

我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忙向刘主席递个眼色,刘主席又是振臂一呼:“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师生们的口号声中,我赶紧对汪大妈说,“下面结合教育革命,批判‘学而优则仕’。”

汪大妈侧过头来问我:“哪个学儿又惹事?”我急忙解释:“就是说读书后就要当官,是破坏教育革命的。”汪大妈嘿嘿一笑“这个简单,读书不当官就当干部,或者当科学家、发明家,不要像我们一样,没文化,大老粗,只有当黄泥巴脚杆,一天捞把月亮锄,脸朝黄土背朝天,屁股对着河那边……”

“哈哈哈哈” ——坐在地上的师生们被这幽默生动的“演讲”逗得个个开怀大笑,许多人按着肚皮,把眼睛水都笑出来了,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汪大妈见效果这么好,得意洋洋地对刘主席说,“我硬是结合的实际,没有乱说哈?”

刘老实气得把眼一瞪,苦笑一句:“你娃会说!明天再找你说聊斋。”他立刻高声宣布:“‘忆苦会’到此结束,接下来参观大寨田!”

一顿“忆苦思甜”饭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子里,我校革命师生到全市农业学大寨典型——金刚大队接受阶级教育。上午听了贫农汪大妈的忆苦报告后就沿着山丘参观大寨田,一个个走得皮塌嘴歪,前胸贴后背,又不敢喊饿。好不容易挨到下午1点多钟,终于等到吃“忆苦思甜饭”了。

只见5个彪形大汉各担着一挑热气腾腾的大桶搁到大队部院坝上,一群农村妇女抬着箩筐,里面盛着200来个土碗、10个饭勺、几大堆筷子(这么多炊具是公社专门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拨款购置的,每位吃饭者要象征性地交2角钱和2两粮票)。按照大队的计划,我们200来名革命师生,每20人吃满满一桶饭足够了。肚皮早就饿得“咕咕”叫的革命师生们一拥而上,拿起饭勺就要朝碗里盛饭。谁知“呀”的一声,他们楞住了,桶里正在冒热气的是白罗卜片煮豆渣,上面还撒了几粒葱花。

“哦——明白了,这是‘忆苦饭’。”大多数师生象征性地舀了一小碗罗卜豆渣,蹲在一旁小口小口地慢慢吞咽。有的干脆装模作样,趁人不注意时倒到土里去了。他们都在等待着过一会儿吃“思甜饭”。

    我上前盛饭,却闻着这“忆苦饭”隐隐有一股清香味:豆渣是新鲜的,罗卜是干净的,葱花点缀是巧妙的。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的岁月,又当过知青,早就视此物为上等佳肴,加之此刻肚子正在“闹革命”,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了一大碗就吃起花儿开。与我有相同感受和经历的还有袁浩老师,他个子大,教体育,一连吃了三大碗才放下筷子。我和他打着饱嗝,在一旁聊天去了。

过了半点钟,桶里的豆渣饭渐渐冷却了,还不见“思甜饭”的影儿。又过了半点钟,来了几个妇女,将桶收拾走了。因为桶里剩得过多,她们费力走了好几趟才把桶收完。等着吃“思甜饭”的师生们高兴极了,想着马上就有香喷喷的饭菜送来,有调皮的学生篡改《忆苦歌》唱了起来:“止不住的口水往下淌…….”

哪知事情发展并非想象,妇女们又开始收碗筷了,许多拿在学生手中的碗也照收不误。大家莫名其妙,说“我还要用呢,你怎么收走了?”

一位妇女小声说道“你还用啥子,吃饭刹角(结束)了。”“啷个结束了,那‘思甜饭’呢?”“啥子思甜饭?”那位妇女嘀咕着“这么好吃的饭都剩起,抛撒恁个多,哼!”

师生们纷纷嚷道:“完了完了!面包没有了!油水没有了!”

校革委李主任问这“忆苦”饭和“思甜”饭怎么不分开弄?我声明,这么可口的饭怎会是忆苦饭,由于师生们理解错误才放弃,不能责怪大队干部。

饥肠碌碌的师生们哪里还有心思“批林批孔”,一个个东倒西歪,言也发不出,歌也唱不起,全没有早晨刚来时的蓬勃朝气。

李主任借用大队部的电话打给留校的总务科长,叫他到附近车队去,要四辆大卡车赶紧上山,把今天经受疲劳和饥饿锻炼的革命师生接回去,让他们在家中美美地吃一顿正宗的“思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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