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西汉《盐铁论》

白话--西汉《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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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西汉.恒宽

整理:慕容八戒15633088575

1、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经济界的代表。

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些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

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

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密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

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此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学习这本书,而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

这本书里到底讲了什么呢?

首先,要搞清楚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 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比现在台湾的民意代表要高的多,这么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大辩论下来,绝没有一个说脏话的,更没有撸起袖子打人的,当然,也没有揭对方的短,找对方隐私的事情了。

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

大辩论开始了。

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

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

2、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牛、很民主,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政府就派兵来砍你。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祖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又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

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放的时间太长了用不上,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

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

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相当于当时十个中等之家的财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

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

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从史料上看,高祖确实做到了,因为历代文人都很刻薄,如果没做到,肯定不会笔下留情。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

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黄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错了,我向人民道歉。

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带着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的反思和迷茫,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位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

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有可能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政府官员的重要根源。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

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

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政府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

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

大概是六十多人坐在一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们坐在一边。车千秋坐中间。双方作揖,打个招呼后,车千秋宣布会议开始。

六十人多社会贤良一坐下,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

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

但是,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

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

3、政府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领土尊严和主权。

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为了不再让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你们说,你们这么吵吵,合适吗?

能废除这些政策吗?

盐、铁、酒专营,这个好理解,平准、均输法就不太好理解了。这事还得从桑弘羊那儿讲起,先帝刘恒让老百姓日子过的好的不得了,他自己连个家具都不舍得添,皇后的蚊帐上连个花都不绣,实在是有点过。这样一来,国家确实没什么钱可支配,都在老百姓那里。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那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那时候看起来老百姓的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皇帝一号召保家卫国,居然也没有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捐武器和粮食。

说明那时候国防教育做的不好。贯彻的不彻底。群众基础也不好,这时候再搞国防教育是来不及了,那就出台一个能快速地搞到钱的方法。

这方法叫均输法。

那时候,市场很繁荣,虽然交通物流比较落后,但是,很多类似温州商人这样的人看到了商机,不断地将此地的便宜货倒卖到贵的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汉代征税是征实物,运输很成问题,又造成商机。但同时,对国家来说,这里有很大的利润。

于是,从小就脑筋超级好的桑弘羊使用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和平准,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非要找个比较的话,有点像一商局二商局之类的,负责人正局级干部。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那些温州商人们以及全国靠贸易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政府端走了,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要么找个工作,要么做个小买卖,要么种地。

在汉武帝的直接关怀下,由桑弘羊牵头挂帅,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平准和均输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不理解,但是在最高领导核心的指导下,桑弘羊等同志废寝忘食的积极推动下,扫除了一切障碍,使国库充实,各类投机倒把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国防事业和与匈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经济保证。

而桑弘羊同志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以汉武帝的表彰,成长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为国家的经济、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却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的敌视。

有一年大旱,很多被断了财路的群众散布谣言,说,只要把桑弘羊扔进锅里煮,灾情就能解除。

广大人民群众恨桑弘羊恨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他使用了平准和均输法,他还干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

4、算缗和告缗。

这两个词对现代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不过,如果在网络上一搜,通常会在一些税收论文上找到这两个词。

简单说,算缗就是财产税。

汉武帝要打仗,而且当时的上层社会不像先帝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都不差那几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到处都需要钱,光靠垄断几个大行业,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好办,那就让所有有财产的人交税。把财产分一份上来给国家。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没错,告缗其实就是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

在《史记•平准书》白纸黑字地记着,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政府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特别是第四条,彻底断绝了人民群众发展商业和经济的路。直接就是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策。

可是,汉代的人民群众实在是觉悟很差,一点爱国热情也没有。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偷逃财产税的人民运动。按照《史记》的记载,以前也收过这样的税,但只限于有营业执照的商人,这次,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钱,有物,有车有船,就收。这次征收,是以前的五倍。

汉代的有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富豪皆争匿财”。

而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老板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提出反对意见。

面对反对的压力,汉武帝和他的领导集体毫不手软,和藏匿财产的奸商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卜式。

卜式是在汉文帝的富民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从最初的只有一百多头羊,勤劳致富,十多年的努力,资产增加了十倍,广置田产,成为豪富。为了国家,他甘愿献出自己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很诧异,派人去问,您是不是想当官啊?此人慷慨陈词,说,我从小放羊,不习惯当官,让当也不当。

来人又问,是不是家里有隐情或者冤屈,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注意啊?

卜式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人缘很好,扶危济困的事常干,怎么会有隐情冤屈。

来人又问,那你图什么呢?

卜式说,国家要打击匈奴,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有钱的出钱,这样的话,匈奴就能灭掉。

来人把情况跟武帝汇报之后,武帝也拿不准主意,就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觉得卜式这个人动机有问题,有政治投机的嫌疑。

这事就搁置了。

过了几年以后,政府在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随着征税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但还是捉襟见肘,到处缺钱。卜式又一次性捐出二十万钱。

作为先进人物上报后,被武帝看到卜式的名字,又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武帝很高兴,立刻下发“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向卜式学习的通知”,当然,学习不能白学习,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卜式平步青云,在作为模范被全国人民学习的七、八年里,一直进位御史大夫。

可是事与愿违。

全国人民不买帐,老百姓看的很清楚,收这么重的税,又让我们学习卜式,无非是让我们把钱都拿出来分给政府和政府官员。

武帝很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生气的武帝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有钱人的运动。

该工作由治理京师的官员义纵主持,相当于长安的市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义纵不仅没有好好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史家猜测,要么是被商人收买了,要么就是他同情商人,觉得这样会把社会道德搞坏,搞乱,或者就是他犯糊涂了,总之,义纵不仅没有奖励那些告发者,反而将这些人当作乱民,予以严厉打击,并四处搜捕。

武帝发现后,极为恼怒,砍了义纵的脑袋。换了个叫杜式的干。

到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全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二年,重申了告缗令,将告发有钱人的运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了下去。

在桑弘羊的勤奋努力下,工作卓有成效。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中等以上的商家大多数都被告发了,没收了大量的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劳动力、佣工。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中产阶级几乎全都倾家荡产。

而国库充实起来,政府的库房里放满了没收的财务,为了管理这些财务,还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和部门来管理这些物品。

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

满城尽是穷光蛋。

桑弘羊因此而屡获武帝的表彰,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桑弘羊恨的牙痒。

5、民意代表对政府实行的垄断、专营政策予以了批评,但政府官员代表立即予以了有理有据的解释并对民意代表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这不是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讨论,而是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政府官员从国防的角度解释了垄断经营、加大税收额度和力度是为了增强国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暗指你们这些民意代表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艰辛,只会说,而且不爱国。

要知道民意代表中一部分是大企业家,一部分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精研《易经》的隐士,还有社会贤良,这些人见过世面,智慧非同寻常。哪里会因为被扣了不爱国的帽子就会嘴软。

贤良们很聪明,先引经据典,引的是圣人孔子的话。

他们中有人站出来说:孔子说过,国家的执政者不用担心土地和资源少,而应该担心分配不均,不用担心财产少,而应该担心人人都不安分守己。

这一段的原文很著名,被后人反复引用,执政者一听就头疼,但没办法,道理还真的就是这个理,只是做起来太难,这句话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引用了圣贤的话后,贤良们开始发挥,接着辩,所以啊,国家领导者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管理者不谈论利害得失,而是都去继续仁义去教化广大人民群众,“以德治国”,所以,离的近的都愿意亲近这样的政府而心甘情愿地执行各项政策,离的远的也会被这样的政府感化而心悦诚服。

真正的高手不必去打仗,不必排兵布阵。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才是武功的最高境界。

只要政府在政治上开明温和,道德提升,执政能力提高,就可以让敌人不战而退,享有和平和尊严,哪里需要什么钱呢?

贤良们的话比较玄,理上是滴水不漏,但是,真正的执政者面临的却是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官员回应,匈奴很狡猾也很凶悍,闲着没事就来犯,残酷杀害了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早就该收拾他们了,皇帝心好,即怜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艰辛,又不忍心将士们在边疆出生入死。多不容易啊。

你们这些人,自己没有投笔从戎、披铠甲、持枪去北方抗击匈奴报效国家的勇气,反而在这里吵吵废除国营企业制度,影响军费和补给供应,破坏国防事业,损害国家的战备。

你们怎么就不忧虑边境的安危呢?

你们想想,你们对吗?

6、来自民间的社会贤良们搬出古人,对官员们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

这一段很有意思,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崇尚和平的主流思想,鄙视暴力和战争。人类社会倘若一直能够尊崇这种主流思想的话,那战争冲突就会减少很多。接着,贤良们又搬出孔子。

引用的孔子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些离我们远,日子过的又不好的人不服,总是做乱,那我们就埋头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法制健全,社会道德风尚提高,领导者仁爱慈善。就会吸引他们来,不让他来,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来,偷渡啊,或者政治避难啊,留学啊什么的,总之,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都会跑来。他们来了,咱们就好好让他们安心地住下来。大家一起过日子,挺好的。

现在把这些政策废弃了,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军去防备他们,常年陈兵在荒郊野外,将士们在边关受苦,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备战。国家为了找钱,断百姓的财路,搞垄断,专门又设置了垄断的机构和官员,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

讲到这里,大致能看出来了,贤良们讲的是一个更高而更深的治国之策,是一个理路,涉及到人类思想的问题,是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而且不光是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讲的,更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讲的道理。可是他们的听众是一个国家的官员,这些官员们疲于应付眼前的事情,两者在境界上是有差距的。表面上看,贤良们务虚,官员们务实,而实际上是官员在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解,找理论。

贤良们不依不饶的态度搞的官员们很恼火。

好在,官员们很聪明,下面的发言,直接把把贤良们绕了进去。

官员们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发展农业也发展商业,贸易自由,也没有城管,工商局的人脸色也不那么难看,收税的上班也不敢打扑克,也没有好几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社会现象,大家在市场里有买有卖,商品丰富,经济一片繁荣,工农兵学商,党政军警特都能在市场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卖的和买的互通了有无之后,各自回家。

《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讲商品流通了,老百姓就可以努力生产。

官员们引用《易经》的话,可能是早就看够了眼前这帮知识分子仗着自己读书多,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地之乎者也地说教。所以,也引一段,引的就是《易经》,前面说过,他们的辩论对手中有研究《易经》的超级高手。

意思是,别以为就你们读书,我们也没少读。

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场大专辩论赛了。官员们没有回答垄断经营的问题,而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直接讲到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你根本就没法反驳。

接着再听,官员们是如何偷换的概念。

官员们说,手工业不发达,劳动工具就不够,劳动工具不够,生产力就低下,生产力低下,商业就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商品流通就不畅,粮食产量也就会低,人民生活水平就低,经济得不到发展,政府财政就困难。

所以啊,政府财政困难,怎么办呢?

注意,官员们偷换的概念就在这里。

要垄断。

官员们说,既然,连《易经》里都说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实行垄断官营的政策,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怎么可以废除呢?

下面,听听贤良们怎么接招。

7、不知道是社会贤良们没有看出官员们偷换概念的手法,还是成心就不在这个地方死缠烂打,他们没有把辩论的焦点放在垄断经营对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把立论直接拔到一个普通人难以摸到的高度。

他们说,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要靠仁德,精神文明抓的好,人民群众就会朴实忠厚,如果不用仁德,而是一味地发展经济,在全社会倡导钱决定一切,用财利去引诱群众,社会风气就会变坏,令道德沦丧,人民群众就会丧失诚信去追逐利益。这个时候,满大街奔走的人,不是做买卖的人就是去买卖的路上。赚没赚到钱,只有天知道。

《老子》说。。。。。。

注意,社会贤良不光引用孔子的话,还引用老子的话,这一点是后世人批判《盐铁论》中的社会贤良时而忽略的地方,大家把他们成为儒生,说他们是酸儒,其实,这样看就有点短见了。中国人哪里会有这么简单,要知道这些贤良中不光有读书人还有天下豪富者,还有很多世外高人。

老子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个通“道”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儒生就很片面了。

听老子的这句话,能让现代人都目瞪口呆。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一句什么话呢?是这句:“贫国若有余”。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意思就是,贫穷的国家好象很有钱,多的用不完。

事实呢,并不是这样,而是广大干部群众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执政者应该重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取消农业税,当然,取消了更要追踪到底,别让取消的农业税被地方官吏又以别的名目找回来,比如农药化肥以及农机具价格上涨再令农民不堪重负,守着土地却生存不下去,只好外出打工;同样道理,农民看病有了医保,政策还是要追踪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撒手,千万别让地方官吏再找回来,原来,农民看个痔疮花六百块,自费,有了医保后,要花一千六,报销一千,得,一样。

重视农业,就要抑制工商业,加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恢复礼仪,倡导传统道德。来防止广大干部群众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世界观,深陷贪欲而不能自拔。在市场上,商人不去贩卖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过度包装的月饼什么的,为了让商品更漂亮,就大量使用有毒添加剂,商品是好看了,口感是好了,吃到肚子里却能毒死人;工匠不去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产品。商业的用途就是用来流通货物,不是增长人的贪欲,手工业只是用来生产用具,提高生产力,不能让它成为令欲望无休止增长的工具,比如,手工业过度发达,在欲望的驱使下就会向自然无休止地索要资源,破坏自然,最终让南极的冰都快化光了,臭氧层也破了个大洞,别说签不签《京都议定书》了,到最后人类一个都逃不掉。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全都玩完。

这一段简直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给美国人听的,英文水平高的,拜托你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用电子邮件发给奥巴马吧。

所以,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根本事业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从人心上做工作。

你看,社会贤良们在两千多年前一下子把自己的论点拔到了如此的高度。不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同样,两千多前的政府官员对社会、自然、人类规则也有极其深刻的思考。他们对于贤良们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有着很强烈的不满。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官员们则引用《管子》做为下一段发言的开场白。

稍等,看他们引用的《管子》说了嘛?

8、《管子》的原话是“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以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以财者,商工不备也。”

大致的意思是,国家地大物博,老百姓却吃不饱,那是因为生产工具简陋,物产很丰富,山上有树有矿产,海里也应有尽有,可是老百姓手头却没有钱,那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官员们引用的这段《管子》的话,依然回避了社会贤良刚才提出的形而上的的问题,而是直接放到了现实上,说的很有技巧。

这段话一点毛病也没有,无懈可击。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就知道了。

官员们接着说,比如四川等地的漆啊朱砂啊,湖北和扬州的象牙、皮革啊,江南的竹子啊,木材啊,河北的鱼、盐毡子、皮袄,山东河南出产的丝、麻布、都是大家生活的必须品,这些东西,都要靠商业来流通,需要工匠加工制作,所以,圣人就制造了船、浆舟车来往于祖国大地,甚至山川沟壑,乃至穷乡僻壤。为的就是流通各种货物,为人民服务。所以,武帝设置了汉朝国家铁器集团有限公司,任命总经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为的就是更好地向广大农民朋友供应生产用具,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使百姓富裕。这样好的富民政策是全国人民拥戴的好政策。

社会贤良就着《管子》的话开始掰开揉碎地讲,他们说,国家地大物博,人民还吃不饱,那时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山上海里都有很多物产,而群众还是过着穷日子,那是由于生产厂家不去努力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品而为了利润生产了过多的奢侈品,消耗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奢侈品的消费者基本上都是败家子,是社会财富的大漏洞。就算是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有漏洞的缸,世界上所有山里海里丰富的物产都填不满人类贪婪的欲望沟壑。

所以,人民群众的好领导盘庚住在茅屋里,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就是遏止贪婪的习俗,培养人们朴实的内心,抑制商人,即便这么做了,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坑蒙拐骗,以次充好,为了利益而寡廉鲜耻,更何况政府带头牟利呢?(这一段说明古人推崇的尧舜时代也有很多坏分子为非作歹。)

《公羊传》上说,各地的政府官员如果把心思都放在逐利上的话,那么基层官员人品就很卑下,基层官员人品卑下,基层知识分子就贪财而缺乏道德观,基层知识分子贪财缺乏道德观,老百姓就容易作奸犯科,偷盗乃至造假贩假,干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最后全国上下假货遍地,你的餐桌上的美味全部有毒,让你日子一片黑暗,没法收拾,谁也逃不脱。

就是因为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直接助长了犯罪。

9、看到这了,您肯定有点累了。本来是“问民间疾苦”的,现在从垄断讲起,讲到治国方法,讲到道德人心。讲到发展经济的适度性。社会贤良讲的跑题了。

但官员们不跑题,死扣主题不撒嘴,继续讲垄断经营的好处。讲垄断经营就是为人民服务。特别解释了一下均输法和平准法。

官员说,过去各地方政府,把本地的产品当贡品运到京城,因为物流不方便,而且有些货物都是半成品乃至原材料,价值还不够运费,所以,中央就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来帮助他们运输,便于偏远的地方交纳贡物,就叫均输,在京城设个大仓库,用来收购储存货物,物价低的时候就买进,物价高的时候就卖出,这样一来,政府手里完全掌握了实物,商人就没有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就叫平准。

实行了平准,老百姓就死了牟利的心,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人民群众就能够劳逸适当,所以,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假、打击投机倒把并方便人民群众的好政策,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助长了犯罪。

辩论到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特别是社会贤良的发言,很多严厉的词都用上了,有点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了的意思。

会议的地点是在西安,官员们应该用的都是陕西话,口音就跟小品演员郭达一个调,社会贤良来自祖国各地,说什么话的都有。想一想,多么壮观的一场大辩论。记录这场辩论的恒宽老师是个温和而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将一句口头语记录在案,但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是很难做到心静如水的,面对指责,肯定会有激愤,官员们的代表是桑弘羊,他是河南洛阳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应该是说一口河南话,稍带点陕西口音,你能想像到两千多年前,当面对那么多对国家政策责难时,他的尴尬与不平,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切,就等于否定了他的一生,否定了他引以为骄傲的人生成就,而这一切正是他毕生的追求,是他的光荣和梦想。

有可能,此时,桑弘羊拍案而起,你奶奶个熊,平准和均输是方便百姓造福百姓,谁说是助长了老百姓犯罪了。

会议的主持人车千秋赶紧如郭达的小品一样站起来劝解,讲民间疾苦,讲民间疾苦,莫要跑题,现在,由社会贤良接着发言。

那好,不跑题,讲民间疾苦就更来气了。

社会贤良说,古时候向老百姓征税,是征收他们的特产,他们产什么就收什么,不强求他们生产不能生产的东西,所以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放弃他们生产的东西,而要求他们交纳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作物,换回政府所要征收的东西,以满足其需求,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们任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们征收的,不仅仅是绢啊布的,还有民间所生产的其他物品,他们采用欺诈的手段,低价收购,使农民苦不堪言,根本就看不到所有的均输均在哪里。政府乱发号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令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能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们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商品,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这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低价购进高价出售,哪里能看到平准平在哪里。

均输古代就有,但古代的均输是用来调节劳逸,便利货物的运输,但是,到了你们这里,却成为为获取暴利而收购一切货物。利用权利垄断市场。满足你们自己,令广大人民群众穷困潦倒。

到此,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良的辩论就告以段落,恒宽老师给这场大辩论分别内起了标题,上面的这些叫“本议”,下面接着辩论的是“力耕”,从垄断辩到了努力耕种的问题上,从内容上看,这样分好象有点牵强,其实,所有的段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可以想象,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的辩论是想起一句来一句,没有系统,但从宏观上看,还是有架构和条理性的,一步一步,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讲。越讲越细,越讲越深。

但是,人是要吃饭的,不可能坐在哪里不吃不喝地辩论下去。因为他们整整辩论了六十个话题。这六十个,一天一个,是两个月,一天两个,是一个月。

真能辩啊。

分类中,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辩累了,或者火药味太浓了,眼看着大家就要动手了,车千秋就打圆场,说,该吃饭了,今天的午饭是羊肉泡馍,南方来的代表我们准备有米饭。

代表们和官员们依然嘴里叨叨个不停地去食堂吃饭。

吃完了饭,再接着辩,大概是羊肉泡馍更容易让人动肝火,后面的辩论逐渐升级,最后,连人身攻击都上了。

10、官员们说,政府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市场,随时能够掌控物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管理百姓,丰收的时候,就多储备粮食;遇到灾荒的时候,就发行货币,用储备的物品来补充不足。过去,夏禹时代,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有的就要靠借贷来过日子,夏禹和商汤就铸造钱来救济老百姓。大家一直称赞夏禹和商汤真的是人民的老领导,是真正为群众着想的贴心人。以前,国家财政不足,有的军队发不出军饷,给养不够,而山东、河北等地又发生饥荒,全是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粮食储备库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均输法这种国家掌控的有计划的经济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只是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专供军队和上层使用的,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官员们的这段话重点放在了政府的职能上,意思是如果不用计划经济模式把钱和物收上来存好,一旦有了灾荒怎么办?并引用了古代夏禹和商汤在灾荒时给灾民发钱发物的做法。来证明均输法的必要性。社会贤良说,古代(老天,他们都已经够古代了,还古代,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时间到湖泊里打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不荒废,一般情况下,干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干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和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防备水旱灾荒,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果荒草不除,田地不耕种,农村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令土地荒废,即便把自然资源都给开发出来,满地都是公司企业和工厂烟囱以及开发区,靠办暂住证收了大笔大笔的钱,还是不能使国家真正富足。所以,古时候鼓励群众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便是遇到荒年,群众也不会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需要,耕作收割是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数的国家的大事。如果这两方面搞好了,就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宁,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从诗经里引用的话的意思是,家家富足了,妇女和孩子就安宁了。再简单地说,意思就是,家家户户衣食无忧了,老婆孩子就塌实了。

11、官员们说,有本事的治家不止是一种,条条大路通小康通和谐,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绝非只有一个。从前,管仲出谋划策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结果搞亡了国。官员们讲的纪氏是一个小国家,在山东寿光东南,就是那个出蔬菜的寿光县,春秋的时候被齐国灭掉,据《管子》记载:纪氏很注重发展农业,粮食蔬菜生产工作抓的很好,大概就是一到年底政府就宣布今年粮食总产量又翻两番,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疲倦地翻两番啊翻两番,翻的很爽很有成就,但管理不好,翻两番的粮食都被奸商和贪官搞到境外去了。终于被齐国灭掉。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只在搞农业这一棵树上吊死。过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好领导舜就不只是种地,他还烧过陶器;商汤的大臣伊尹还当过厨子呢。有不少招牌菜和拿手菜。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认为应该轻视的,他重视。用工商业来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砍伐树木挖掘矿产所获得财富,实行均输法获得了积累,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各地政府。没有钱和物怎么管他们啊。用国内出产的黄金和丝绸,吸引外国人来,换取他们的贵重财物,国家的外贸生意做的也很好,用我们两丈丝绸可以得到匈奴很多贵重物品,减少了他们的财物,用贸易削弱了对手的力量。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丝绸只好把他们的骡子、驴、马、骆驼成群结队地从塞外赶进内地,特别是他们的良种马成了我们的牲口。你没看到长安城里到处跑的都是宝马吗?皇宫的仓库里装满了他们的毡子、地毯、贵重的皮毛,还有璧玉、珊瑚、琉璃什么的。这样,外边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我内地的财物不外流,无非是一些丝绸而已,自己的财物不出去,外边的财物往里进,国家的财物就充足。广大人民群众家用就丰富。这才是《诗经》里讲的,家家日子过的好,老婆孩子乐悠悠。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商人做买卖从不欺骗客户,重合同守信用,工匠作活,又细致又好,绝不糊弄人,东西做的又结实又好用。所以,君子无论是干农活,还是下河摸鱼,都是一样的诚实守信。说绿色有机就绿色有机,绝不冒充绿色有机实际上打了剧毒农药哄你,说给你抓条鱼就一定给你抓条鱼,绝不摸条泥鳅来糊弄你。你们看,现在,商人们坑蒙拐骗,工匠们做假,心里有鬼却一点也不羞愧,没事就把“在商言商”这样的混帐话挂在嘴上,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变得更加混蛋,本来老实的人变得更加刻薄了。从前,夏桀奢侈淫逸,宫里尽是些歌妓,穿着华丽的衣服,走着猫步,有唱有跳,所以,伊尹这样的人才看不惯就跳槽走了。结果,歌妓让夏桀亡了国。其实,外来的那些骡子、驴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牛马好使,进口的那些皮毛、毡子、地毯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丝绸好,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地,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成本来衡量我们购买的这些奢侈品的价格,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钱,就等于用一捧东西需要用一万筐谷子,这太不合算了。如果朝廷喜欢这些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风气就会在百姓中盛行,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富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的东西为宝,作为榜样,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节俭,不去喜欢追捧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大家节俭,创造节约型社会,节俭而不是鼓励大家奢侈浪费,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农业的土地分配问题,还是以井田制的方法好。一提井田制,官员们就坐不住了。现场一片骚动。因为土地制度涉及到很多利益,也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和经济形式,极其复杂和敏感,历朝历代的变革和发展都和土地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社会贤良们讲的井田制是什么呢?怎么就让官员们坐不住了呢?需要解释一下。有时想如果记性足够好,将你我半夜酒后醉话和烟中絮语全部记录下来,搞个对话录五的,篇幅浩瀚自不在话下,涉及到得领域也算广博,倒也很有些趣味吧。只是整理起来太费神了。所谓辩论场,驳斥对方,并无法真正使得己方胜出。胜出,都是基于自身逻辑的完善,能自圆其说。一方所谓错的再离谱,都无法证明另一方是所谓正确的。

12、这个“井田制”现在有很多种说法,甚至有一种观点说,历史上根本就没存在过这种制度。看《盐铁论》大致可以否定这种观点了,不然的话,六十多个社会精英和政府精英在一起难道是睁眼说瞎话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对于“井田制”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奴隶制时代》中认为这种土地制度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金景芳老师在《论井田制度》认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范文澜老师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而徐中舒老师的《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和认识。虽众说纷纭,但都承认井田制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当然,看法依然很复杂。这和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而造成的,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政治进化论或者社会体制进化论来认知这个世界吗?曾经,我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就以这样的认知看待世界,结果后来发现自己很可笑。所以,我们还是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先贤为我们留下的很多精神和物质财富。就不至于几千年过去了,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个没完。

那么“井田制”到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把一片平整的土地上划个“井”字,中间的那块是公田,四周八块是私田,一共八户人家,每家一户私田,各家耕种的时候也要集体耕种那块公田,公田里的作物归国家,私田里的归自己。面积大致多大呢?据现有的资料看,周朝似乎是70母每块,夏朝50亩每块,这样算的话,8户人家耕种数百亩的土地,九分之一的作物要上缴。他们住自己的房子,有服兵役和徭役的责任。私田理论是是国有土地,但是有一些证据可以说明私田是可以在转让和买卖的,并且可以继承。如果这8户人家算一个小公司的话,他们的税是百分之十多一点。现在的公司营业税是百分之五到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等加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比例。如果遇到危机倒闭的话,清算资产时要先清偿税收。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后来,据说井田制被商鞅改革,直到汉乃至唐、宋。那么汉代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本来,我们对祖先的社会制度了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1982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 号汉墓出土了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竹简的内容包括:

1.《历谱》,记载了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年)四月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后九月间各月的朔日干支。

2.《二年律令》,内容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

3.《奏谳书》,其性质是案例及判决的汇编,涉及了从春秋时期到西汉初期的24个案例。

4.《脉书》,讲的是60多种疾病的名称和人体中的经络走向及所主疾病。

5.《算数书》,是一本关于古代数学的竹简书,其中的一些算题早于两汉,可以肯定比现存的《九章算术》要早。

6.《蓋庐》,记载了蓋庐与申胥(即伍子胥)的对话,内容讲的是治理国家和用兵的理论。

7.《引书》讲的是古代的养生之术。

其中《二年律令》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这里记载了很多内容,其中“授田”和“授宅”的规定为我们打开了窥探汉朝社会文明和土地制度的大门。每一次社会结构的改变资源的再分配主要靠战争,在战争中,领导者会许诺胜利后给予土地,并以战功的大小来授予田地,每个人在区分社会地位时不好直接说我有多少多少地,于是就有了爵位等级,汉代二十等爵位,根据爵位的不同享有土地和社会资源,在出土的竹简中,可以看到汉代获爵者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规定。包括继承和绝户等等问题,极其细致。到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贤良们提出的恢复“井田制”似乎并不是讲哪种制度的优劣,而是依然是那个老话题“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管理者来说,无论是哪种制度都要上税,只要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就可以,但是,即便恢复“井田制”很好,但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被授予的田宅和爵位是在战争中用性命博来的。就算是有一万个理由证明它不好,证明它阻碍社会发展,但涉及到自身的利益,都是无法放下的社会贤良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政府有创造公正的社会风气的责任,在战争后论功行赏封赐了爵位的人拥有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而底层的劳动人民则从此没有出头的机会。在后面的辩论中,社会贤良们甚至将话题引到桑弘羊的个人资产上了。

13、官员举例说明,贫富不一定都是社会是否公正造成的。而是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政府官员说,从京城到祖国各地,高山、江河,各省、各县,只要是有城市,就一定有道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致富人。到处都有市场、有货物,商机遍地,那些有才能的人能够审时度势找到机会,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地理上的便利条件,还有的人能调动他人为他所用,这些都是聪明人。同样的市场,同样的机会,为什么有的人就发达了,有的人就穷困潦倒,还是他们不聪明。这怪不得别人。所以,聪明的人不用干活,也过的好,不聪明的人只能靠劳动力过日子。使劲干活,也不见得过的好。长沮和桀溺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穿草鞋的人不可能像猗顿那样富裕。长沮和桀溺的事迹在《论语•微子篇》有记载,他们是春秋时两个楚国的农民,孔子到楚国,路过他们身边,要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哪里,结果,他们答非所问,也没有给指路,令孔子惆怅地说:“鸟兽不可与之同流合群。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必参与改变这世道了。”。猗顿的致富事迹见《史记•货殖列传》,他是山东人,在猗县靠煮盐和从事畜牧业,大搞多种经营而发家致富,各地的商人们不畏艰苦,走遍天下,所以商人都很富裕,有的腰缠万贯,个人资产排名很高很前,是新时代的佼佼者,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这就是因为追求财利谋取高利润的结果。所以,要使国家富裕何必一定要从事农业。

让百姓富裕何必一定要用井田制的办法呢?

这一段似乎还是有点答非所问,表面上,官员们也意识到改变因战争结局而带来的社会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绝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掉的,但是,富国富民靠发展经济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们鼓励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们登上富翁排行榜,为民众树立榜样。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

事实上,各地确实涌现了很多靠聪明才智以及勤奋的发家致富的杰出代表。官员们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们,说明不光是听说,而且极有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过会,和他们吃饭和握手,鼓励他们再接再励,继续为大汉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也许会后,还请了唱秦腔的歌舞演员为他们唱过秦腔。而后面社会贤良的回答看似又答非所问,讲的是“井田制”吗,怎么又扯到个人发家致富的事情上去了。

这里就让我们后人面临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古代人思想落后,乃至落后到整个社会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那这些讨论都没有必要了。

而实际上呢,从这个《盐铁论》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古人的很多智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我们只是看到了在小小的地球上人类对物质世界折腾来折腾去的那点事情。对人类的精神领域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是在退步。全然没有了古代先贤的睿智和洞察,而沉溺在物欲中,偶尔探出头来,瞬间又淹没进去。

按照我们从正统学校学习来的世界观,古人所极其推崇的尧舜时代就是个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那么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进步,现在应该已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发展了吧,人类已经和谐的很了吧。是事实上呢?整个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整个地球都被糟蹋的要不得了。冰川已经要化没了。水也快喝光了,环境也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再不反省,还这么糟蹋的话,大家就快要一起完蛋啦。

古代,舜是个很有德行的人,以至于感动天地万物,他老人家在历山耕种,与山石、草木、鸟兽虫鱼相处的十分和谐,动物们都过来给他帮忙,大象到田间给他耕田,小鸟来帮他除草。人民群众看到了都非常惊讶,无比地钦佩他和敬重他,也意识到德行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竟然可以与万物和谐相应相处。

所以,一定要带着一个唯物的世界观来看这段辩论,对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文明、精神愉悦的问题就会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社会不逐利,又要社会风气不败坏,人心向善。社会和谐。难死了。

换个角度,可能就有意思的多了。用彻底且粗暴的唯物主义者的唯物思想管理这样一个具有如此灿烂文明历史的国家是很可疑的,很不靠谱的事情。

14、社会贤良说,大禹治水是因为有洪水泛滥,黄河决了口,才会建一个宣房宫。要解释一下宣房宫,汉武帝元封二年,黄河在瓠子口决口,堵口成功后,在坝上建了一个宫殿,叫宣房宫。古代很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敬意和尊重绝不仅仅是科学落后的表现,而更有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理解。对自然保持敬畏对人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社会贤良们又说,因为商纣王暴政,周武王才把诸侯都招集到孟津,召开作战会议联合起来打击商纣王。天下大乱,商人们才有机会乘乱谋利。

古时候,国家管理的好,有个重要的表现,民众朴实,重视农业,平静而知足,路上人也少,广场上杂草丛生。

这样的社会里,水要是不好好下地劳动干活,就吃不饱饭,一家老小就得挨饿,谁要是不好好织布,游手好闲地张家长李家短地,就连衣服都穿不上。当然,那时候也会有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的机会,但毕竟很少。即使涌现出像陶朱公和宛孔氏这样的大商人,也没有投机取巧的机会。陶朱公就是范蠡,古代人名字太多,容易混,搞的现在的中小学生光背这些名字就头疼,范蠡要是也不清楚的话,那提西施大家就知道了。美女西施传说是范蠡的女朋友。范蠡的先进事迹不仅在于他辅佐越王最后干掉吴王,而是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致力于商业。做的很大,在当时的排行榜上排名绝对前列。他的生意经至今还被后人津津乐道,最主要的是赞扬他急流勇退的精神。另外一个宛孔氏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卡耐基,是个钢铁大亨,在战国时代靠冶铁发达的人物。我们知道,六十多个社会贤良中有大富者,也有隐士和知识分子,这一段发言似乎是一些隐士的发言,他们不鼓励工商业,只强调安贫守道,知足常乐。从短处看,这种看法有问题,不科学。租碍了社会发展。但从长远看,社会贤良似乎真的是有后眼看到了工商业后来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侵蚀和毁灭性打击。如今,地球不堪重负的残酷现实,正是因为由人类内心的贪欲而创造出的工商业对地球无休止索取。社会贤良说,从古至今,不劳而获的事情最不靠谱。社会贤良们似乎在倡导一种田园生活,反对工业,反对社会发展,期待人们回归清心寡欲的生活状态中。期待广场上长满了杂草,人们都在家里修心养性。而,这一切正是社会发展要抛弃的。

社会发展就是要充满物质,充满欲望,充满享受,要广场上站满了人,要繁荣,要物质极大丰富。要熙熙攘攘人潮汹涌。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我们似乎看到了,社会贤良和官员们的辩论其实是价值观和信仰的辩论。作为普通的凡人会在文字和书籍上站在社会贤良一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站爱官员们一边。因为田园生活就是个说法,真要让人去过,绝大多数人是不干的。少数隐士,少数有大智慧的人真的能看到社会的问题所在,看到真相,所以会清心寡欲,超凡脱俗。大多数人做不到。这已经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了。但是,时代发展,超凡脱俗就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吗?这对人类来说,简直就太难了。但,并没有因为辩论立题的艰难,双方就退缩了,因为辩论才刚刚开始。

15、下面这一段官员们说的清晰,有力,而社会贤良们表达的就比较含糊了。官员们说,燕国涿市、蓟县,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郑国的阳翟,楚国的宛丘还有洛阳和巩县,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天下文明的大都市。官员们举的这些城市,有的很熟悉,有的就不熟悉了,但是除了洛阳以外还能算是个都市其他的都不能算是都市了,像荥阳和蓟县已经很小了。但是,当时,他们就好比是如今的上海,广州,北京,深圳,香港等等。

意思是,这些地方富裕繁华绝不是靠种地,而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就富裕,而且靠近这些都市的人也过的不错。有没有钱在于会不会做生意,不在于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赚到钱,取决于地理位置,而不在于会不会耕田。

社会贤良们说,湖北的荆州,江苏的扬州再往南有桂林很是富饶,水产丰富,东边有铜矿,西边有巴蜀和汉中木材。那儿,砍了树就能种田,随便干点活就能发展农业,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是,那里的人很懒,讲究吃讲究穿,住茅草房,整天吹拉弹唱的,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上午高兴,下午犯愁。还有,赵地靠近黄河的中山,算是天下的中心地带,交通要道,商人和官吏们在这里频繁往来,但是,那里的民众很奢侈,好逸恶劳,不好好在家种地,男的女的都讲吃讲穿,家里也没有积蓄,都这样了,还迷恋靡靡之音。所以,这些地方的人跟前面讲的一样都很穷。日子过的不像日子。而宋、卫、韩、梁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就重视农业,耕田种地,勤俭持家。所以,日子过的好不好,在于生活态度,而不在于地理位置的好坏和商业是否繁荣。更不在于税收的多少和鸡的屁(GDP)。这段有些混乱估计是因为咱们不太了解社会贤良举的这些城市在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但大致能看出来,社会贤良还是咬住精神快乐比物质快乐更重要。而官员不仅表达的清晰,而且观点也很现实,更有具体操作的价值。

16、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猜测官员们也很多,因为发言很多是重复的,这些官员可能都有在各地做官的经验,所以对各地的情况非常了解。记录者也不是恒宽一个人,应该是很多人把发言记录下来。最后恒宽有条件接触这些记录,最后进行了整理。官员们中高人也不少,这下面这一段中,就有人搬出了五行说,您要是不爱看就可以跳过去,因为一是五行不好理解,二是里面讲的地名离我们时代太远也不好理解,但意思跟前面的差不多,主要是讲各地的物产不一样,需要商业交换促进物流,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证明垄断经营是必要的。

一个官员说,根据五行说,东方属木,而丹阳、章山盛产金、铜矿;南方属木,交趾这一带有河有海;西方属金,四川蜀地就有很好的木料;北方属水,但幽州等地是沙漠。这是天地为了搞平衡。

现在,吴、越一带的竹子,隋唐等地的木料多的用不完。可是,曹、卫、梁、宋等地木料不够用,棺材板子都没得用,有的地方干脆就把尸体扔了,不埋。有的地方盛产水产,鱼啊虾的吃不完。但是邹、鲁、州、韩等地的人,平时也就只能吃些野菜粗粮。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不好,并不是国家自然资源不够,也不是因为物产不行,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流通。社会贤良们的回答也是,其实和上面是重复的,这些社会贤良也是来自社会各地,对国家和民情了如指掌。他们说,古代,盖房子直接用原木,不用木匠修饰加工,房上的茅草也不修剪,穿的是粗布,吃饭用泥碗。用的是陶罐,工匠不做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大家都讲究实用,而不会追捧那些好看但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

大家都安心地住在自己的家乡,安贫守道地,用自己制造的东西,吃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也不跟远处的人交换物品。就算上昆仑山的玉也不会到内地。这一段话,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时候,会用那时候的科学技术手段低下,随便就给他们安上一个奴隶社会乃至原始社会的标签。按照这一段话的理解,社会贤良们讲的古代人住的茅屋,用的陶罐活脱脱一个原始部落的社会状态。但是,我们分明能停懂古带人之所以这样生活,并不是因为生产落后,而是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才好。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才是返朴归真的生活。完全是一种精神追求和宗教生活有共通之处。社会贤良们接着说,可是,今天的社会风气败坏,人们都骄奢腐化,女人们追逐华丽的东西,工匠们使劲制造古怪的东西,把原本朴素的东西搞的很复杂。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珍奇的东西。

敢上九天揽月,敢五洋捉鳖,开山找金矿,下海找珍珠还到处捕杀野生动物,犀牛啊,大象啊,还把那些珍贵的禽类捉到庭院里。用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拿到内地来,把西部的货物运到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东西运来运去的,既耗费金钱和物力,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人的好奇和贪欲。所以,政府应该禁止追求过搞的利润,削减那些不必要的开支。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被约束了,人们就会回归农业。这样,人们可以过上小康的日子,死了的人也不会因为丧葬费用高而抛尸荒野。

这一段,其实和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绝非一个政治问题。社会贤良讲的是让人回到安贫守道的宗教生活方式中去。而官员们强调的是发展经济。两者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只是按照前者的生活方式,老百姓肯定不干,政府也不敢这样号召,能影响一段时间,但时间一长老百姓就急眼了。要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按照后者的生活方式,一旦发展蔓延开了,结果肯定是不妙。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辩论啊。

17、官员们针对这段责问而做出的回答,更是让这场辩论难上加难,已不是人类的智商能够判断和抉择的了。这些问题,是人类的根本矛盾,除了宗教,绝无解决方法。官员们讲:古代,宫室也是有一定的管理和礼仪制度,车、穿着按照功劳大小而不同,房子不加修饰,你们讲的君子们流行住茅草房也并不是过去帝王制定的制度。君子是要节俭,但是节俭过头了也不妥当。过去,孙叔敖当楚国的丞相时,他媳妇不穿绸缎衣服,不用粮食喂马,你们推崇的圣贤孔子就说过:“不可,大俭极下”。著名的《诗经》里有一首诗《蟋蟀》就是讽刺了晋僖公太节俭了。想必你们不会忘记吧。

《管子》里还说:“要是不装饰宫殿,木材就不能充分利用,厨房里要是不放满了肉,禽兽就不会被宰杀,木材不用,禽兽不杀,就会影响消费,影响消费就会影响内需,影响内需就影响工商业,工商业不兴盛,经济不发展,农业也就不会发展,人们要是不穿花哨点,纺织和服装行业的那些女工就要没事可干了,就要下岗。”所以,各种匠人,不光是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也是国防所需要的,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发展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武器装备的研发。古来如此,不是现在才搞出来的理论。

春秋的时候,郑国的弦高就曾到洛阳卖牛,大名鼎鼎的百里奚就曾经租车到秦国做买卖。最著名的先进生产者鲁班发明了圆规和曲尺,使制造技术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欧冶子冶铁铸剑。

《论语》里讲:百工居肆,以致其事。

正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通过商业进行交换,肯定是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特别是那些偏远地区深山老林里,更应该互通有无。这样就能使先富起来的地方不至于一直独自富下去,穷的地方不至于总是穷下去。如果都是各住各的地方,只消耗自己当地产的东西,那么桔子啊柚子啊什么的就没人卖了,超市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盐什么的也都没人运出来。市场上物资就会匮乏,连毡子、毯子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了,吴、唐等地的竹子和木料全都用不上。只能白白浪费掉。

18、写这个《盐铁论》,每到一段,我都会猜测下一段,换我会如何回答,基本上,到了下一段,我就觉得没法回答了,回答就是强词夺理。而事实上呢,每一段的回答都会觉得对,都会觉得颠覆上一段。自己的思想也在这种颠覆当中不断地颠覆,谁说话就会觉得谁对,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都是高人,高手中的高手;另一种是他们辩论的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所以辩来辩去,只能图个嘴上快活。

社会该怎么发展还是怎么发展。本来我觉得官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已经把问题讲绝了。但是,社会贤良们还是有的辩。社会贤良们说,孟子说,这里就不说原文了,太绕口,直接说白话。孟子说,只要好好种地,不要误农时,粮食就吃不完,按时养蚕种麻,就有的穿,该打渔的时候打渔,该保护生态的时候保护生态,鱼呀肉的就够吃,该伐木的时候就进山伐木,不要没完没了地砍,木材就有的用。意思是什么呢,是讲欲望也不是完全禁止,而是要有节制,不能没完没了,不能贪得无厌。如果一味地造宫殿,装饰宫殿,搞出很多的装饰公司,整天地干这个,造亭台楼阁,木匠们整天拿斧子砍木料,圆的砍成方的,方的再砍成扁的,在房梁上雕刻彩绘很多云啊、龙啊、凤啊,下面堆着很多假山,这么干,木材就不够用,(古代的社会贤良好像还不知道现代人砍树一次性筷子,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气的吐血惨死)。男人们不去种地了,都跑到城市里当民工,有技术的就雕梁画栋,没技术的就挖地沟搞基建,或者出去做买卖。这样一来,就有问题,粮食就会不够吃。广大劳动妇女整天刺绣搞服装,搞模特秀,做各种各样的时尚服装产品,搞的小资遍地,到时候,有的穷人家就会缺衣少食。厨师整天杀生,用刀山火海对付人类朋友动物们,讲究烹调,搞什么色香味俱全,电视台整天组织和播放这类胡吃海塞和杀生害命的电视节目,鼓励浅薄的口舌之欲,这样一来,鱼肉就不够了(商人们就开始用激素催动物的生长以提高产量,最终带来更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不是不让杀动物,也不是不让用木材,而是担心人的欲望一旦放纵起来,就会没有节制,不是担心没有桔子啊柚子啊毡子啊毯子啊,而是担心欲望发展先去,最后连草房都住不上,连谷糠酒渣都吃不上。

最后这一句需要解释一下,糠是稻子皮磨成的粉,用来喂猪当饲料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粮食的时候,也得吃这个东西,过去,曾经有个时代就鼓励民众吃“忆苦饭”,以此来告诫大家要懂得惜福,当然更有以此来彻底打击和丑化旧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目的。这个“忆苦饭”一般就是用糠做的很难吃。酒渣就是酿酒后的渣子,没粮食吃了,也要吃。一九六零年时,这些都是好东西,有的吃能活命,没的吃就得饿死,不过,吃多了也麻烦,会因为拉不出屎来而活活憋死。其实,这一段能读出社会贤良们的无奈,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命门。那就是,你可以提出一个观点,但是你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解决它,那好,那就要尊重社会规律和人欲的规律来发展社会。这一点,还是宗教厉害。宗教没有废话,就告诉你要断绝人的浅薄欲望,比如说吃,要求你吃素,就不让你杀生,就不让你吃动物。而不是说,不是不让你吃,是让你少吃,不要没有节制地吃。不是不让你破坏自然,而是让你少破坏,别搞断子绝孙的破坏。宗教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不要破坏自然,不要杀生。否则,后果很严重。而人,就是不听。人这个东西呢?一放开就收不住。宗教来的彻底,有效,但能做到的人比较少,接受的人也不多,即便接受了也做不到。人类啊,真烦人。

好了,不知道这些辩论你爱听不爱听,反正也听到现在了,将就吧,要是觉得好听那是古人有智慧辩的精彩,要是不好听那是因为我蠢,没演绎好。下面,官员和社会贤良们开始辩论货币。就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题。

19、下面这一段看的我目瞪口呆。本来,我们会认为社会是进步的,但是,这个进步要放在什么角度去看。不知道为什么,官员们和社会贤良忽然间把话题放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上了,而且把焦点放在了金融国营好还是私营好的问题上。官员们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用品不够用,物质匮乏,日子过的不好,是因为在金钱、货物在流通过程中,有人把财物给赚走了。根据统计和计算,从每年生产出的物资和人口比例看,是够吃够用的,但是,还是会有人挨饿,这是因为有人把粮食给囤积了。有经营头脑的人会做买卖,一个人顶一百人。而比较笨的人连本都赚不回来。政府如果不参与调整,社会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事情。所以就会出现有人把够一百年吃的粮食搞到手了,而有的人连糠都吃不上。老百姓不能太富,太富了,连钱都不在乎了,政府就没办法用钱来雇用他做事了;而且他们有钱了,势力太强,他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所以,要分散他们的财产,让社会财富平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政府储备社会资源,控制金融,限制那些有能力的人,调剂因能力差而生活不好的人。禁止私人拥有过多的财富,限制和遏制获得暴利的途径。

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和小康就指日可待了。这一段话是汉朝人说的话,可让我们听来却如此熟悉。看看社会贤良们是如何回答的,对照一下,和您的回答有没有相似之处。社会贤良们说,古代尚德,鄙视功利,重礼仪,轻财物。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时,仁义道德有的时候兴盛,有的时候衰落,衰落的时候就去扶植。

夏朝的政治和教育感觉很忠厚,殷朝以敬鬼神为特征,周朝以繁琐的礼节为特征,后人可以从学校的教育和社会上普遍的恭敬谦让的风气清晰地看到这些特征。但是,从这之后,礼仪崩溃,信仰丧失,好风气都没了。从做官的开始,他们违背礼义互相争夺财富和利益,大吃小,强凌弱,互相倾轧。这才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有的人有几辈子用不完的钱,有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信仰丧失导致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导致社会风气变坏,官员道德堕落,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古时候,当官就是当官,不允许种地和做买卖,打更的人、守关卡的,等等这类公务员各自拿自己的薪水,不允许搞额外的收入(不知道社会贤良们说的古代是如何监督公务员并做到的,难道有古代的廉政公署?)这样一来,能力大的人和能力小的人同样都会有收获,社会竞争相对公平公正。《诗经》里说,“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最后《诗经》里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大田篇》,各家解释和理解的都不太一样。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先解释一下“秉”,就是一把稻子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是,这里有把稻子,那里有些遗漏的麦穗,这些都是留给生活困难的寡妇的。做事情不要做绝了。要给人留活路。有过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收获完粮食之后,会遗漏一些粮食在地里。我小时候就常常去拣。农民也不管。就让我们捡点便宜。如果这种风俗真的出自《诗经》的话,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就太伟大了,那时候祖先就告诉我们做事情要给别人留活路。哪怕是种地。不能做绝。

20、官员们说,夏、殷完了之后,是商汤王和周文王;汉朝是在秦王朝完蛋以后起来的,一个朴素,一个文明,不是随便改的。世道人心坏了,社会风气不好,要变革,但并不是为了搞乱法律秩序,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所以变革也是要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金融政策随时代的不同也在改变,夏朝用黑色的贝壳作钱,周朝用紫色贝壳作钱,后来就改用铜钱了。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衰落,这是规律。

国家不控制山林河流这些自然资源,就会使管理层得到更多的利益,形成利益集团,影响国家,金融不加以控制,特别是铸钱不控制,就会使真钱和假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领导干部先富足了,就会互相炫耀奢侈,攀比;富豪们各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就会相互竞争倾轧。凭心而论,官员们辩论出的这一段有点词不达意,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好像是被社会贤良逼急了,先胡言乱语一番,显得自己是有话可讲的。但是,这一段当中讲的铸币权是给后来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很难想象,一个可以随便造钱印制货币的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而且官员们也清晰地意思到一个利益团体的形成,就是阶级的形成对社会是多么的危险,官员们认为自己正在实行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控制垄断。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市场上不用钱,都用自己有的东西去换自己没有的东西,比如,用布换蚕茧之类的。后来才搞出龟板、贝壳、铜钱这些东西在市场上使用。钱这个东西是王八蛋,就是它让人们越来越坏,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不老实。要想杜绝假的,就必须搞出真的。(这一句,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要想制止放纵就要实行礼仪。商汤王和周文王在衰败后兴起,变更旧的法制,使殷朝、周朝兴盛和发展起来,汉初继承秦的旧体制不加革新,聚敛钱财,改变了货币制度,想让农业更好地发展壮大起来,就好比用火灭火,在沸水的下面加火想使水温下降一样荒唐。朝廷重礼仪,老百姓就不敢太放纵。上面逐利,下面就会为了利益连命都不要了。

最后这句话的原话是,“上好货则下死利也。”这句话,后来,有个唯物主义的伟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意思差不多。那句话好像是说,只要有超过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连命都不顾去追逐它。这两段的辩论都不够精彩,都有点混乱,但基本意思是清晰的,这可能是因为各人的发言都不一样,后人整理的时候实在很为难。整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相信读者已经看到了自己该看到的东西了。而且,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在辩论中,已经将观点捏合到了一起,目的基本一致,只是方法不同。都确认垄断的危害。

21、官员们说,文帝时代,人们随便铸钱(天啊,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冶铁、煮盐,吴王刘濞垄断了煮盐业,成为盐业大亨,邓通则在铸钱业上独领风骚,成为行业的皎皎者(这是个多么风光的行业啊,可以随便造钱),山东所有狡诈的人都聚集在盐业大亨刘濞的手下。秦、雍、汉、蜀的人都很崇拜邓通,吴王刘濞以及邓通造的钱在天下是硬通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禁止私人造钱。官员们讲的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都有来头,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立为吴王,名下好几十座城,他造钱,当然硬通啊。那时候造币技术简单,不然,谁都可以造个钱,然后把自己的大头照印在上面,那确实是够乱的。邓通是四川人,文帝很器重他,将四川的一个铜山赐给了他,邓通因地制宜,就用铜造钱,富了起来。不富才怪。私人造钱绝对是要禁止的,政府实行了禁令,种种奸诈的的行为就能得到遏制,这类行为遏制了,人们就会放下获得横财的心。死了发横财的心,不种田能干什么呢?所以,国家统一造钱,谁也休想把自己的脑袋印在钱上,谁都不会胡思乱想。钱币由国家统一发行,老百姓就不会有怀疑。

这一段,天经地义。历史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和规律来发展的。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钱币种类很多,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人民过的不错。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收集钱币的人,他们应该看看这一段,社会贤良们的观点是放开钱币的发行权,这是后代大多数社会都无法接受的。但是,社会贤良们至少给后来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古时候,有很多钱币。多古,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辩论的当时离现在就已经够古的了。后来,旧钱废除了,搞了一种白金龟龙钱,人们纷纷用各种方法使用新钱,钱币经过多次改革,人们开始怀疑了。货币的可信度低了。于是就废除各种钱币,设立了专门的水衡三官造钱。结果呢,官吏和工匠偷工减料(那个时候国营企业就不靠谱,连造钱都偷工减料),从中牟利,有些钱造的不合格,次品很多,厚薄都不一样。把用钱的农民搞的很恼火,不相信新钱,还是相信老钱,可是老钱又被废除了,真真假假的把市场搞的乱七八糟。商人们看到其中有利益可图,用真钱去换假钱,半数的真钱能换成倍的假钱,假钱照样可以流通,买卖东西的都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禁止铸造假钱的法令早就颁布了,但是钱币有好有坏的现象还是存在,跟过去一样。谁用真钱谁吃亏。用钱的人为这事没少发愁。换谁也发愁啊,真钱假钱在市场上没人管,那还了得。最后,社会贤良引用了《春秋》上的一段话,作为货币之辩的结尾,原文是:“算不及蛮、夷则不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字面上理解就是:计划、谋划、算计赶不上蛮夷就不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整个辩论中起什么作用呢?楞是看不懂。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贤良们辩昏了,瞎引用一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就是看不懂。最后,社会贤良们说,所以啊,政府对外不要垄断煮盐业,对内不要限制铸钱,谁想造就造,以便利人们的流通使用。这句话这么翻译了,很多人都这么翻译的。但怎么看怎么不靠谱。还是看原文吧,原文是:“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不管你怎么理解,社会贤良们主张的是一种彻底放开且自由的社会体制。这倒好,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您肯定看不到这本书了,因为根本就没人印书,都直接印钱了。

22、辩论到这里,双方感觉是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都是有身份的人,但是有的话却反复地引用,辩论。相信记录下来的文字是经过整理的,而现场则是没有秩序的,你一段我一段地辩,辩着辩着就有点乱,有点重复。您将就着看吧。

官员们说,平常老百姓有点好东西,都要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帝王的自然资源呢。这个世界,财富大多会在深山或者大海里,不是有很大势力和实力的人是开发不了的。以前,盐铁没有国营的时候,老百姓当中涌现了个邴氏的,诸侯中有吴王刘濞,前面咱们都提起过他们。这个刘濞垄断了铜矿,发财就发财吧,可是他有钱了搞意识形态,公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减轻赋税,救济贫苦的老百姓,通过这种手段收买人心,他的个人威望是提高了,但是也对政府的威信造成了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斩草除根,不要让他发展大,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危害,这种危害比挖开吕梁山,让黄河水泛滥还要严重。姜太公说:“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现在要是把盐铁这样重要的产业下放给了老百姓,肯定会产生豪富权贵,这样一来,就等于废除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去资助那些暴徒一样,顺从了他们的贪婪,他们会纠集众多邪恶的人,以豪门为中心,结成党羽,对国家形成威胁,令国家很难威慑和制服他们。他们再去垄断,兼并,形成垄断巨头,作奸犯科。

社会贤良们说,百姓的财富藏在家里,诸侯的财富藏在所封的土地上,政府把财富藏在大自然里。百姓把自家的院墙当成藏富的匣子,政府把天地疆域当做保险柜。政府到了诸侯那里,登上大堂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过门的钥匙(这应该是古代的一个礼仪,来区分天子和诸侯的区别,证明财富的所有权)。诸侯手捧着些这姓名官职的牌子,站在旁边等着天子发话,不敢以主人自居。所以,有度量的天子用不着积蓄财富,而是藏富于民;政府不去追求工商的利益,而是注重用礼仪去教育人民群众,礼仪完备了,人民群众就会买帐,就会接受教育。这样的话,就是商汤王、周武王还活着的话,也不用犯愁。搞工商业,干欧冶子那样的事,怎么能形成作奸犯科的党羽呢?三恒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掌握晋国的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所以最后权利和财富的人,并不在老百姓当中,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中会涌现威胁政府的人和势力集团,而是在政府内部,一家伤害百家。邴氏那样的人算个屁啊。

再解释一下朐邴,朐是是春秋时曹国的一个地名,现在山东的菏泽县,这个这个人叫曹朐氏,通过冶铁而勤劳致富,天下闻名,大概跟现在的某个首富之类的差不多吧。官员们曾引用过这个人。而社会贤良却豪不留情地说,真正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人、势力集团并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内部,就是说,国营垄断会造成利益集体,他们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像一两个朐邴那样的企业家,虽然名声不小,但绝翻不起大浪,好听了说,是个钢铁大王,新时代涌现的企业家,不好听了说,再大他也就是个铁匠。

二是腐败。

按照政策,各地都需要服役,就是说这些垄断的国营企业并不是雇佣农民去劳动,而是服役,因为太苦了,所以,很多农民就雇人去干活,管铁的官员按户收铁,随便压价而造成腐败。所以,社会贤良们说,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的不是民营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最后一句的原话是:“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愚窃见,乍一听,好像社会贤良还很谦虚,其实,按照这辩论法和架势,双方已经冲动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很笨,但也能看出来,祸害老百姓的不是朐邴,而是。

23、好了,精彩的辩论终于到了,您即将看到一场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激烈且精彩的辩论。令后人瞠目结舌。官员们说,禁止民间开发自然资源,他们就没有互相竞争倾轧的机会,物价的涨落完全由政府的计划调控进行制定和限制,民众就会对物价保持充分的信任。国家实行平准法,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政府官员明显的说瞎话了,估计是辩论辩急眼了顺口一说),原文是“人从所欲”,即便是小孩子到市场上买东西,也不会被骗。现在,你们要废除盐铁国营的计划经济政策,就会使民间涌现出的富豪垄断霸占自然资源,垄断商业利益。他们在家里遥控市场,决定行情。物价的涨落完全靠他们一句话。他们用资本垄断市场,他们的力量不仅无法得到抑制,反而会被不断堤增强,形成寡头经济。小老百姓就没有机会了。这就等于把财富藏在了强盗的家里。

如果纵容强大的,压制弱小的,哪里还能谈得上平等公正呢?这就好比田间的杂草长的旺而损害了五谷的生长一样,一家伤害所有的百姓,不是朐地邴氏这样的富豪,又是谁呢?这里有两个比喻,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者、企业家归类为强盗和杂草。不知道两千多年后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的出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没有。

社会贤良们说,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根源。铁造的农业生产用具是农民最重要的工具,只有用这些农具才能铲除田里的杂草,杂草铲除了,就能开垦土地,开垦了土地,就能收获五谷。土地和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就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群众供给充裕,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后再用礼仪来教育人民,民众走在大马路上就会互相谦让,做买卖的也不会互相欺骗了。人与人之间都真诚相处,没有人去拼命争利。秦国、楚国、燕国、齐国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所以,农具的大小也要跟着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现在政府硬要把农具统一,就能不使农具适应各地的土质,农民用起来很不方便。农具使用不方便,农民耕作的时候就累的臭死,不能有效地铲除杂草,杂草不除,庄稼就长不好,庄稼长不好,人民的生活就会贫困。煮盐和冶铁的地方,大多都是离深山很近,靠近有铁矿和采集木炭方便的地方,地理位置偏远,生产艰苦,郡县服役的人,大多都不能忍受那种艰苦的生产劳动,于是就用钱雇人干活,郡县里管铁的官员有的按户征收生铁,而且还压低收购价格,偏远的少数民族等地方又依照地方的远近,出钱雇佣车和劳动力代为运输,既麻烦,又费钱,搞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只看到官吏伤害百姓的事情,却没有看到像你说的伤害百姓的朐邴。

社会贤良指出了国营垄断的两个命门,一是国营生产的农具不考虑市场需求,反正不愁卖,直接生产,也不管各地的土质。造成老百姓只能用一种规格的农具,影响了生产力。

24、官员们说,有个武官回老家给父母办丧事后,说,政府制定的盐、铁法令,无论从内容还是执行都很不错,冶铁的人吃饭穿衣都有国家供给保障,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冶铁的人条件之差前面已经说了,地理位置偏远,条件简陋,手段粗重,一般人受不了那苦,所以都是囚犯和服兵役的人干。这个武官说,国家供给他们的费用还是不错的,没有影响群众的利益,但是,有的地方基层官员素质有问题,不能执行政府的政令,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官员们引用这位武官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利弊都提,没有隐晦。官员认为,国家将盐铁国营,不光是为了获得利润,也是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限制私营企业和,瓦解分化各地可能形成的对中央集权有害的势力,禁止群众因为有钱了而奢侈腐化,杜绝他们在争夺利益中互相倾轧,相互收购兼并。不把自然资源分封给诸侯,是因为分封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资源,这些资源都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宝藏,都应该归政府管理,但是,政府并没有将这些宝藏当成政府的私有财产,而是有大司农去当做国家财产去管理,用这些销售自然资源获得的收入来补贴税收的不足,那些靠投机倒把获利的刁民,一心想着这些自然资源,随时准备从中渔利雇佣收买群众,所以,一直以来,要求遏制这种现象的议论就很多。铁器和兵器,对国家非常重要,不适宜私营,过去,有些富豪大户占有自然资源,采矿铸铁造铁器,用海水煮盐;有的富豪大户聚集的人多达上千人,而且很多都是被流放的犯人。这些人离开家乡,丢弃祖坟,依靠这些大户生活,这些大户把他们聚集在偏远的深山里,培植出割据力量,极容易造反。问题很严重。现在,用各种方法推举有才能的人,慎重选用基层领导干部,用不着取消盐铁国营,群众也会平安无事。这里官员们回答了一下武官提到的见闻,基层腐败的问题,官员们认为基层的腐败是因为任用官员的方法问题,所以采用了推举制度。而且是各种途径。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基层官员的问题。原文是“广进贤之途”。由此看来,不能说过去的官员就落后,也不能说过去的政府就封建。至少“广进贤之途”就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高度。在执行上也是问题重重,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后。才算是有了一个标准化的制度。

这一制度,至今也无法超越。

25、社会贤良中一名代表起来发言,说,你提到的那个武官的说法,只是一个例子,因时因地当个佐证还可以,不能当做长久治国的例证,更不能以这点小经验传给后世。这不是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方法。《诗经》上说:“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是听”。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举这首诗的社会贤良懂,他当场解释道,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讽刺那些不懂得治国的道理,只擅长玩弄权术的人。这里再解释一下,社会贤良好像是举这首诗批评官员们用一个武官探亲获得的信息来证明自己的政策的正确性的做法,意思是,你们不懂得真正的治国之策,而是找些亲信到下面看一看,就觉得自己都对。事实上,社会贤良们也从中看出了官员们相互倾轧,玩弄权术的种种行为。只是不好明说,而是引用了一首古诗,借故说了出来。这一说,刺痛了这些官僚们。在后面官僚的发言中,官员们也没客气,下了逐客令。丝毫也不给贤良们面子。还是先把贤良们的发言听完,再听官员的逐客令。贤良们继续说,孝武帝抗击九夷,扫平百越,不断用兵,粮食不够的时候,就让主管农业田地,相当于国土资源局的官员们造钱币,让天下的有钱人用粮食来买官,用以解决军需供给的问题。现在,皇上接下了汉武帝遗留下来的种种棘手的事情,面对这疲惫的人民和生存需求与呼吁,正是要安抚人民的时候。可是,你们呢?你们在干嘛呢?你们这些官员们应该考虑如何稳定局面,凝聚人心,为国家去除弊病寻求发展道路,用仁义德行去辅助皇帝,建设我们的国家。皇帝上任以来,六年了,你们这些高官们没有如人民期待的那样让那些不适合的官员下岗,也没有减少或者罢免只懂得弄权谋利而没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不甘心地等,等啊等,等啊等,等的都花儿都谢了。可是,人民群众还是对政府有着巨大而美好的期望,现在好了,皇上圣明啊,下发文件让我们这些社会贤良乘官车到伟大首都长安参政议政。谈论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和《六艺》。讨论国家危难和利弊。我们要深入领会和贯彻皇帝的思想,可是,你们这些高官们,不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却在一些枝节上搅合来搅合去。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什么?

解释一下“官车”,字面上理解是公车,古代的公车,把各地的社会贤良用公车接到长安,可不是个小工程,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啊,一个个地通知,再接来。多难啊。也当驿站讲,说是古代专门有见皇上和大臣时专门用于等待的地方,大概是吃住全包的那种,有点类似驻京办什么的,不过不是各省都有,而是来了都住一个地方,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古代接个人,得一站一站地,大概是马车吧。如果天津到西安,走一天住一夜,走一天住一夜,真的是很漫长,会议是春天开的。大概代表们冬天就得赶路了。这样子,一路辛苦地赶到京城,确实不容易,等会开完了,再回家,又是一路奔波,到家了就该夏天了。所以火气大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代表们还是压制着火气,毕竟是官员啊,人家不高兴了,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请你来是给你面子,让你参政议政也就是一说,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代表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在言语中还是非常谨慎的。但是,官员们已经恼了。

再解释一下《六艺》,这个六艺确实不简单,是指儒家的经典《礼》、《乐》、《书》、《诗》、《易》、《春秋》。后人也有称为《六经》。圣贤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别说都读通了,就是一个《易》,脑力弱一点的,八辈子也学不清楚。

26、官员们终于恼了,发飙了。他们说,房檐下的燕子、麻雀不知道天高地厚;小家子气哪里会懂得治国方略,欠着一屁股债的小商小贩哪里能体会大老板猗顿的家当。武帝他老人家考虑到外族跟我们的关系问题,了解他们的情况,觉得用兵可以取胜,而且是一本万利,一劳永逸的胜利,所以考虑攻打他们,使我们大汉的国土疆域和长城连在一起,北边到了黄河,一直打到匈奴的老窝。即便这样,武帝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以前,周文王讨伐崇侯虎,在丰地建国都,周武王继承文王的遗志,在战车上载着先王的灵位,终于灭了商朝,活捉了商纣王,成就了帝业。山东鲁国武士曹沫事你们记得吗,不记得我讲给你们听,他是鲁庄公的卫士,鲁国和齐国作战,三战都败了,庄公没办法,只好割地赔偿讲和,在“柯”这个地方(现在的河南黄县东北)跟齐国开会,好战士曹沫忽然间用匕首逼住齐桓公,迫使他把侵占鲁国的地方还了回来。以此洗刷了战败的耻辱。

这个段子,《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记载。还有管仲辅助齐公子纠时倍受社会批评,他顶着压力努力干,后来终于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所以真正有志向的人不会计较一些小事,做大事用大权的人不会和一般人的见解一样。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先王遗志,彻底打败匈奴和东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活捉敌人头领单于,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你们这些不懂的政治的外行的空谈,也不可能采纳你们这些固执的酸儒的建议。接待你们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一会儿领导发言总结,你们举举手就得了,然后请大家撮一顿,握握手,合个影就散了,你们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回家以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最后这两段非原文里的内容,是我加的,你爱看不看,我乐意。)

27、到此时,辩论双方彻底翻脸了。社会贤良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干脆就豁出去了,他们虽没有权势没什么政治力量,但是却有个让官员们头疼的毛病,就是不攀权不附势,管你是什么官啊,一副我又不是有求于你的架势。社会贤良们说,燕子和麻雀离开屋檐下的鸟窝就有被老鹰吃掉的危险,井里的青蛙要是离开了井就有可能被老鼠和蛇干掉,更何况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和五湖四海之内。危险大了,祸绝少不了。什么意思呢?前面官员不是说社会贤良是麻雀和燕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治国的方略吗,这里社会贤良们说,你们这些麻雀和燕子在政府里本分地干点份内的事就得了,真要是治国平天下,妄想建功立业就跟麻雀和燕子要翱翔天空畅游四海一样,不是被蛇鼠吃了,就是被老鹰叼了去。等着倒霉吧。这话也够损的吧。可是,损归损,还真的是这样一个道理,社会贤良是站在一个哲学乃至整个人生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呈一时之快。

贤良们举了李斯的例子,又举了赵高的例子。

李斯被腰斩,赵高也没有好下场,这两个曾经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一直被后世弄权者感慨。前面讲过,社会贤良中有易学的高人,这些高人是能推算的,只是因为是世外高人,懒得管这人间的破事,看到了,也不好意思说,就用赵高和李斯的例子暗示了一下。暗示谁呢?就暗示了辩论的主要对手桑弘羊,意思是,所谓的建功立业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靠谱,里面潜藏着很大的危机。事实上,桑弘羊后来自己被砍了脑袋,整个族被灭。当时,一定有人看到了这个结果,只是不便说出来。说出来,桑弘羊也不信啊。倘若桑自己能看到这个结果的话,肯定不干了,肯定是带着一家老小找个地方过田园生活去了。何必趟这浑水,就是接着趟,人生态度和事业态度肯定也就变了。官员们接着说,周文王、武王受命讨伐不讲理的崇虎、暴虐的商纣王。却没有见他们劳民伤财去攻打边疆的少数民族。过去,秦始皇没事就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跟匈奴和百越打仗,全国的财力几乎都用于军费开支,从来也没有打出个什么最终的结果和名堂,天下人只是看到上百万的军队被皇帝调来遣去地作战。频繁的战争会让人民疲惫不堪。

这正是我们这些“固执的酸儒”们寝食难安的事情啊。这一段算是中国古代的反战思想。对战争现象的精辟描述,对人类和平的精辟见解。讲了义个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要和谐相处,不要擅动兵戈的道理。可是,不动兵戈是件多难的事情啊。你不动,他要动,那怎么办啊。社会贤良开出的药方是道德。整个人类的道德。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道德。但,这个对官员们太遥远了,官员们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少数民族没事就来抢汉人的粮食和土地,杀害几个好干部,搞的边境人心惶惶,那也是很头疼的事情。官员们还要配合帝王的思想,配合帝王个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建功立业的想法和具体行为。官员们要解决的是实际问题,一时想不到更高的形而上的事情,或者想到了也没有时间去琢磨。

大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商鞅。然而,对这个人的评价,竟然是截然不同,辩论已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了。

28、商鞅。这是个奇人。关于他的评价,两千多年前就在争论,现在还在争,争,是因为关系到我们究竟应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他生性刻薄,为人很差劲。可是后来的王安石却对他大加赞赏。简单说,商鞅是一个提倡以法治国的人,和后来的以德治国有点对立,也和后来的法制和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说法也有对立。

商鞅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官员们把商鞅搬了出来,说,商鞅做秦国的丞相的时候,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特别是刑罚,让社会上的坏分子胆战心惊。没有敢干坏事。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做了很多变革。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是官员们的说法,对商鞅的判断。我们先来客观地看看商鞅的具体做法。商鞅绝对够狠,轻罪重判,有点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意思,最厉害的是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高级士兵的脑袋瓜子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总之,商鞅还有很多里厉害的手段,为了推广他的法,两名秦国太子犯了事,商鞅把太子的老师一个割了鼻子,另一个脸上刺了字。一下子,贵族们都老实了。守法公民越来越多,坏人坏事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路不拾遗,社会风气很好。可是商鞅树敌太多,尤其是和秦贵族之间的矛盾,严酷而没有人情的法律被执行下去之后,全国竟然有一半的人因为受罚而成了残疾人。可是,商鞅又是个很无私的人,尽管大家都很恨他,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一时又找不到他的毛病。但是,所有人都预见了他的未来,后来,在他政治失势之后,四处逃难,因为他颁布的法律而无人敢收留他,最终,他被捉住之后,遭车裂而死,全族被灭。历史上把有这种思想人叫“法家”,法家中还有个大人物韩非,他就曾跟秦始皇说,大臣和人民靠不住,老婆孩子也靠不住,臣民,你就算是给他一百个好处,可似乎偶尔给他一个不好,他就会怨恨你,怎么能靠的住,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都盼着皇帝早点死掉,他们好当太后和皇帝。所以,只有法,严酷的法律才靠的住,利君、利国、利民。现在,汉朝的官员们搬出了商鞅和他的先进事迹,包括商鞅对内严格法制,使社会和政治稳定,对外搞了很多为国家创收的政策,特别是对自然资源开发进行征税,使得国家经济殷实,农具和兵器都够用,各种物资储备充裕。所以,有条件去攻打敌国,开拓疆域,不必向人民群众收重税就能够供给军队,物资用不完,老百姓也不觉得日子过的难,国土扩大了,老百姓也不觉得苦。这一切都是因为盐、铁国营,正是这项好政策满足了人民群众和军队的需求,积累了财富以防万一。盐铁国营的好处这么多,利国利民,老百姓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好政策,你们这帮人没事愁眉苦脸地瞎叨叨什么呢?搬出商鞅来,绕了半天又绕到盐铁国营的好处上来了。绕的很费劲。这一段,官员们在逻辑上辩论的很差劲,费了很多口舌,都没在点上,但是点出了法家和儒家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距离。

听听社会贤良们怎么说。

29、不提商鞅还好,一提起他来,社会贤良们立刻气不打一处来,在整理这一段辩论的时候,恒宽老师也放弃了中立的立场,而给这段起了个名字叫“非鞅”,意思是他也觉得商鞅这人不地道。恒宽老师从此而在这本著名的国学典籍中站在了官员们的对面。社会贤良们说,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国营一说,但是百姓富足,现在国营了,老百姓反而穷困潦倒,你说,盐铁国营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害处倒是看到不少。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盐铁国营的好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本来是人民的利益,却被说成是你们的功绩。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官员们的利益,不能对立的,官民就是一体,只是外在的形象上有点区别而已。这就跟蠢货们反穿毛皮去背柴一样,毛朝里,为了保护那些毛,可是却把皮底子给磨坏了。皮没了,毛能如何保的住呢?利益好处这个东西也要用长远心去看待和观察,不能只看一时一的利益和得失,比如,今年的李子、杨梅结的多,来年就结的少,新米下来了,就意味着陈米要吃完了。天地间的这种得失规律使得人间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对这边有利的事情,对那边就必然有害。如果日月不能同时照耀大地,白天黑夜有长有段一般。商鞅实施酷法,聚财兴利,搞的秦国人的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大家都跑到秦孝公那里去哭诉。吴起兴兵打仗,搞的楚国人心慌慌,一起到楚悼王那里哭诉,从此以后,楚国一天一天地危险起来。秦国也一天一天地衰弱。你看,国家经济史发展了,但人民的怨恨也加深了,疆域是扩大了,但祸患的种子也种下了。经济发展了,但民众却受了罪。

最终还有更大的祸患。现在你们崇尚商鞅,对内采取他的政策,对外学吴起那样用兵打仗,让将士们常年在外奔波作战,家里的人缺衣少食,老母亲哭泣,妻子叹息。我们这帮人倒是想视而不见,可是做不到啊。解释一下吴起,在《史记,吴起传》里这样记载,他是战国时卫国人,开始是鲁国的大将,后来跳槽给魏文侯干,文侯死了以后,听部下的劝说,离开魏国,转会去了楚国,给楚悼王当相,颁布了很多法令,卖了很多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衔,干掉很多贵族,掠夺了不少私财,用于强兵。后来悼王死了,吴起被杀。

30、读《盐铁论》,里面的话题被分类,是作者恒宽分的。但是,看情形,双方辩论时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比如,今天讨论商鞅,就讨论了一天。第二天换话题。有的话题讨论了很多次,说了很多废话,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那就可能是讨论了好几天。猜测汉朝的礼制,双方似乎是各坐一边,一边坐六十多人,一边坐一拨人,挨个地辩。谈商鞅,社会贤良彻底地批判他。但是,官员们无比的推崇他。官员们讲,秦国用好商鞅,使得国家富强,兵强马壮,终于干掉六国统一全国,如此事业怎么能轻易抹杀,到了二世的时候,没搞好,那是因为奸臣当道,法制得不到落实,老的贵族势力与新政权对立,最终导致秦朝灭亡。《春秋》上说:末言尔,祭仲亡也。什么意思呢?有一段典故,春秋时以个叫祭仲的郑国人,给时任国君的郑庄公当宰相,庄公死了以后,昭公上台,没过多久,这个祭仲受宋国的威胁,把昭公赶跑了,扶植可能是亲宋的厉公上台,三年后,他觉得不好,改主意了,又把赶跑了的昭公又给请了回来,厉公就逃跑了。祭仲死了以后,厉公又跑回来夺权,成了。又当上了国君。这句话就出自这一段,意思是,算了,别提了,怪乱的,反正那个祭仲已经死了。提也没用。这里隐含着一个辩论中的心计,官员们在面对历史经验的时候,耍了个花招,引了一段典故,说,算了,别提了,反正都过去了。这段典故就是说秦国灭亡的事实,因为官员们也认可,秦国的灭亡和商鞅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商鞅的政策可以强国强兵也是有目共睹。可是,秦朝还是完蛋了。那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国家不是为了强盛一下就完蛋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官员们耍了个花招后,接着说,会唱歌的人有本事能让别人续上他的歌声,会制作的总是有能力找到接替他的事业的人。过去时独轮车,后来车子越发展越先进,都是因为不断创新改良的结果。周朝能建国,是因为周公出力。裨偡为郑国写各种报告和起草法令,但没有子产帮他来修改润色,也是不行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制定的规章制度,没有周公何吕望的配合,也是没戏的。现在你们讲赵高篡权导致秦国灭亡来攻击商鞅,就好比用崇虎侯和殷政捣乱这档子事来指责伊尹一样。最后这一句,前半句赵高导致秦国灭亡看懂了,攻击商鞅也看懂了,崇虎侯和殷政以及伊尹之间的破事就看不懂了。算了,没关系,看不懂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理解双方的观点。

官员们力挺商鞅。

31、社会贤良们说,善于用凿子在木头上打眼的人做的把柄,就会很坚固,用起来不晃动。会打地基的人垒起来的墙,能垒很高还不倒。古代人总是这样比喻,比的都烦了。不过,后面他们提了一个人,叫伊尹。很有意思。他们说,伊尹用尧舜的治国之道作为商朝的治国方针政策,所以子子孙孙,竟然过了一百代都没有断绝。而商鞅呢,用酷刑和严格的法律作为秦朝的方针政策,到第二代就完蛋了。秦朝的刑罚本来就已经很严了,商鞅又搞了个“连坐法”,还有”诽谤”罪,禁止批评言论,还对受刑人的肉体进行惩罚和摧残。搞的人民群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商鞅收税已经收的很重了,还禁止群众搞经营,不允许私人开发自然资源,把所有垄断的、获利大的行业都收归国营。老百姓没有话语权,重经济而轻道义礼仪,重武力,虽然也能对国家有利,但是,这就好比人得了水肿一样,越喝水就越重。大家只提商鞅为秦朝开创了帝业,却不提他其实就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凿个不靠谱不合槽的卯眼,就是鲁班来了也没法安一个合规格的榫头。只有一簸箕的浮土,再高明的建筑师也没法在上面盖个大厦。就好比秋天的草被霜打了以后,再遭风一吹就完蛋了。虽然有十个像子产那样的能干的人,也没辙了啊。所以啊,扁鹊不能让死人的骨头重新长出肉来,微子和箕子也不能挽救灭亡的商朝。

这一段就这么个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伊尹,这个人大家都公认的治国的高手。他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伊尹,有据可查的是,他死于于公元前1713,哪年生的就不知道了,大概知道他老人家活了一百岁。他为商朝理政安民六十多年,治国有方,世称贤相,辅佐了三代商朝帝王。为商朝六百多年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墨子•尚贤》称:“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师仆就是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伊尹是目前中国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算了,不说那么多了,总之这个伊尹是个圣贤,通尧舜之道,而且他还有一手烹调,还是个很好的老师。而且,他还很有名,是个名人。不是唱歌跳舞而出名的名人,而是靠学识远近闻名,商汤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他所在的有莘国去请他。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尹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

这个故事比三顾茅庐牛要早的多。当时伊尹所在有莘王并不答应人才外流,商汤王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两边成亲家了,就好说话了,伊尹来到了商国。《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什么意思呢?商王请伊尹给自己当老师。一手好厨艺的伊尹教给了商王一些什么知识呢?《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其实就是教给商汤谋划灭夏的方法和治国驭民之道。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老师。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想搞点别的。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官,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精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在今嵩县城南沙沟龙头村,明代曾重修过的“元圣祠”,是作为纪念伊尹生地而立的。祠堂有副对联说:“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尼山一卷书”。上联说的是伊尹事耕桑于莘野(今嵩县莘乐沟),下联是说孔丘著书于尼山。可见古人是把伊尹和孔丘等量齐观的,一个是元圣,一个是至圣。

简单说,伊尹的政治主张就是德政。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按照历史记载,这么评价他老人家是不过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老人家的简历比这要复杂的多也牛的多。《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伊尹;苏东坡著《伊尹论》则更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的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在今嵩县元圣祠题诗云:“五谷丰登时不碱,亿万斯年存古迹”。辩论双方对商鞅的政策和为人有这巨大的本质上的分歧,但对伊尹的评价和态度是一致的。

介绍下伊尹是为了讲清楚辩论双方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

32、到这里,我都烦了。就为这么点事情,双方叨叨叨叨个没完,再翻翻《盐铁论》全文,老天,这才只是个开始,他们从个人到国家,从鸡毛蒜皮到国计民生。各抒己见。没完没了。下面讲的还是盐铁国营的好处。

还是从商鞅开始讲。官员们说,说着容易,做着难。真有才能的人脚踏实地地做事情,而不是动嘴说空话。过去,商鞅同志擅长使用“开塞”的方法,靠上级领导秦孝公给于他的权利,为秦国的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得秦国能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最后各国诸侯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归顺地处西部的秦国。蒙恬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他打击匈奴,开拓土地,把匈奴打到黄河以北,一路上摧枯拉朽,就是因为使用了商鞅的谋略,平时有准备,到了打的时候就不手忙脚乱。所以,国家积蓄财物,才能运筹帷幄,这就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如果废除了盐铁官营,交给私营企业家去干,这根本就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也看不长远啊。官员们讲的“开塞”可不是“开塞露”的那个开塞,而是有利的事业就开放,不利的就堵塞。《淮南子,泰族篇》也写为启塞,“启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术也”。拿现在说,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市场的解释权归官员们所有,其实也没有市场,觉得这事对国家有利,就能干,不能就不让干,民众啥权利也没有,国家的一切资源都围绕着国家机器运作。社会贤良们说,商鞅同志的开塞之术不是不能用,蒙恬打跑匈奴不是没有功劳,秦国打败天下,不是不强大,诸侯归顺秦国,都很牛。然而,这正是请过灭亡的原因。商鞅这个家伙玩弄权术危害了秦国,蒙恬开拓了疆域却让秦国亡了国,这两个人,只知道功勋却不懂得祸患,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们最后完蛋,很多人也跟着完蛋。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长远心的原因,基本上算是浅薄的蠢货,哪里算的上什么治国的大道。俗话说,小人一开始迎合主子,后来背叛主子,这种人一开始威风凛凛,耀武扬威,但最终肯定是一把血一把泪。商鞅这个家伙就是典型。

这段还是很有意思的,两拨人竟然对一个人的看法和评价截然不同。

33、官员们很生气。说,身心健康的好人就会遭到那些身心丑陋的人的嫉妒,贤能聪慧的人,就会受到脑子不好的人的憎恨。屈原他老人家就被上官大夫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子路这个大人物也曾经被公伯寮向季孙氏说坏话。商鞅同志出身贫民,从魏国到秦国,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丞相,成为了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勇于革新,锐意进取,逐步把秦国治理成超级强国,出手就胜,搞到很多土地,收兵休整就能让国家财政有钱。秦孝公很爽,赏给商鞅五百亩土地。五百亩土地啊,要是做房地产的话,那得盖多少房子啊。商鞅赚大了。商鞅同志功高盖世,美名传后代,他的功绩一般的平庸之辈根本就无法够的到。所以啊,这些平庸之辈就开始嫉妒他的才能,对他的成就吹毛求疵。官员们生气就生气了。社会贤良们可不管那套,说,君子当领导干部必须要有道德有修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也应该体面地下来,善始善终,才高但不骄傲,有成绩也不没事就夸自己几句。权重位高但为人谦虚,通情达理。这样,大家就不会嫉妒他的才华,不会贬低他的成就。现在,你们欣赏的那个商鞅不顾道德仁义,一味玩弄权术,不用仁德,靠暴力,提倡严刑酷吏,习惯暴虐,靠欺骗朋友立功搞政绩,用对贵族施酷刑提高威信。上对贵族不讲信用,下对百姓不讲仁义。所以,人人恨他,家家烦他。虽然他靠这个有了不少政绩,获得五百亩封地。可是,这就跟吃毒肉一样,吃的越多,死的越快。苏秦联合六国抗击秦国,功劳不能说不大吧,桀、纣和尧、舜同样名传后代百世,不算短吧,但是坏人是不会被尊重的,美名不是随随便便就流传的。

34、官员们说,一块白布掉黑色的大染缸里,拿出来还能是白的吗?就算是圣贤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政治漩涡里也无法保全自己,所以,萁子被囚,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辅佐吴王称霸,可最后竟然被夫差宰掉,尸体装进皮口袋里扔到江里去了。乐毅为燕国立下汗马功劳,却被惠王猜忌。为人臣的为了尽忠的名节只好赴死,即便这样也无法获得君主的信用。文种辅助越王勾践,呕心沥血,帮助他干倒强大的吴国,成为东南霸主,可最后还是被勾践赐死。这能怪臣子不够意思吗?根本就是君主们忘恩负义,昏庸无知,听信谗言,忘掉了这些宠臣的功绩。你能说,这些臣子们都活该吗?上面提了很多人,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名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名人,是大名人,政治明星,要是挨个地解释他们的革命家史,这书就写不完了。我们就记得一点就行了。这些政治明星都死的很惨。先是风光了一些日子,然后就死在他曾经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事业之下了,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记得教训。前赴后继。官员们这时候说话已经有点失态了,竟然在这种场合讲这样不合适宜的话,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臣子死的惨,不是臣子的责任,是皇上的责任,直接批评最高领导者。而且说的很心酸。直接的意思是,商鞅死的惨,灭族灭的惨,但不是他的错,是皇帝的错。商鞅还是个好同志。可是,社会贤良们不听这一套,不管你心酸不心酸,谁叫你搞政治,搞政治就要知道政治的凶险。愿赌服输。

可是,社会贤良们还有另外一个理论。直接上升到精神领域的理论。他们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杀后装在皮囊里扔到江里,并不是他们活该,他们的死并不是因为冒犯了君主遭致灾祸,也不是拼命进谏为自己赌个忠臣的好名声(历史上还有干这买卖的),而是他们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为了天下苍生,而忘掉了自己的处境,忘掉了会让自己遭致灾祸。他们的智慧是知道结局的,但是,为了他人的苦难和福祉,宁可冒险劝谏君王,而导致杀身之祸。他们死而无憾,心甘情愿。这跟商鞅的死时两码事,商鞅那是活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君子能洁身自好,但是没办法制止别人做恶。虽然君子也死的很惨,但这不是君子自身的过错,比干的死让殷人对纣王彻底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了纣王的灭亡,伍子胥的死引发了吴国人对吴王夫差的怨恨。商鞅的结果和这个正好相反。当时秦国人对商鞅的仇恨完全是公仇。秦孝公一蹬腿,全国人民都开始攻击商鞅,商鞅到处逃窜,偌大的天下,竟然真就没有他容身的地方,最后只好仰天长叹说:“嗟夫,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这可能还真的就是商鞅的原话。因为是文言文。翻译一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商鞅在被全国人民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仰天长叹说:“我靠,搞政治把我自己搞到这个地步,搞到绝路上来了。”最后,商鞅被五马分尸,整族被杀绝,天下人没有同情他的,都耻笑他。这是他咎由自取,跟别人没关系。

社会贤良们发言完毕。这些话说的够狠吧。

35、恒宽老师没直接写,辩论辩到这里,忽然间就停了,不说商鞅了,换了个人,晁错。按照文字的节奏,估计正好到这里,该吃饭了。所以停了下来,大家吃饱了饭,回到辩论场,气都没消,趁着刚才的那股劲,就接着来。恒宽老师给下面的这些辩论起了个名字叫晁错第八。一共辩了八个论题。这一段就说晁错这个人。官员们说,《春秋》上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后人一般这样解释这句文言文:国王和父亲,做臣子和晚辈的绝不能起杀害之心,起这样的心,肯定会背诛杀。官员们为什么引用这样一句话呢?他们接着讲:为臣的犯罪没有比杀国君更严重的,当儿子的犯罪,没有比杀父更严重的。从前,淮南王、衡山王,没事研究儒家,招了一批闲人,山东的儒家还有墨家,在长江淮河一带非法集会,搞意识形态,写了几十篇文章,谋反作乱,最后牵连他们的家族都被诛杀。皇上让晁错改革,削减各地威胁中央的势力,特别是削灭封地的政策,得罪了诸侯,最终诸侯叛乱,对他恨之入骨,举兵要求“清君侧”,最后皇上无奈,把晁错腰斩于长安的东市。以满足诸侯的条件。这是谁杀的晁错呢?

晁错。说来话长了。他比商鞅要复杂,也比商鞅要有故事,要曲折,看在他的故事如此精彩的份上,还是要讲一下晁错同志的事迹。这样对全面两拨人的辩论也有好处。公元前154年,长安的人民群众目睹了晁错在闹市被腰斩,那是一种很血腥的死亡方式,晁错要是有时间反省自己的一生的话,可能要先反省他命运中的第一次走运。本来,历史没他的事,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就没什么文化人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不能全中国都是文盲吧,还是得找明白人,这时候发现懂得《尚书》的就剩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找到他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啥也干不了了。怎么办呢?所以就只好找人去学,找谁呢?汉代的部不叫部,叫“寺”,教育部叫“太常寺”。太常寺选中了晁错。把晁错送到济南伏生那里学《尚书》。全国就这一个,当然稀罕啊,所以晁错一学完,名声就大了。当然,学问也大。一回朝廷上班,汉文帝就给这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分配了工作,陪太子读书。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晁错是个热血青年,一边陪太子读书,一边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陪太子读书的同时,给汉文帝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后人把这些文章收录在《汉书》里。按说晁错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的人。是个奇才,虽没有戎马生涯,但是对军事却有独到的见解,文章中很多见识都非常了得。太子以及太子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但是,他不擅长处理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史记,晁错列传》里说很多领导干部都非常不喜欢他。估计是他做人做事不懂得内敛,早早的锋芒毕露,招致众人的厌烦。文帝驾崩,汉景帝闪亮登场,当然要重用自己的老师啊,给的第一个领导岗位是内史。内史是负责长安城所有的行政工作,就是长安市长,可能就是因为年轻气盛,工作方法不讲究,又没有什么资历,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挺愤青,今天改这个,明天改那个的,一不小心得罪了很多领导干部。他的第一个政治对手是丞相申屠嘉。先说申屠嘉同志的事迹,他可不是个一般人,《史书》对他评价很高,这人非常的廉洁,叫“门不受私谒”,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有事不许到家里谈,一律到单位去谈。那年月这种清官还真不少,大家都很买账。人缘也不错,一批这样的官。可是就这么个清官,就想找机会搞死晁错。晁错的办公楼叫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进出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一个门,南边恰好是太上皇的庙,就等于是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一看,机会来了,这是大不敬啊。第二天上朝,申屠嘉拿这事说事,可是汉景帝说,这事朕都知道,是朕让他打的。申屠嘉也是气性大,一把年纪的老臣,跟着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人啊,这么个市长就搞不定,太没面子了,下班回家以后就吐血死了。晁错的对手还没怎么过招就死了。但是,这可不是好事,等于晁错一下子把自己放在众多老臣的对立面上,况且,申屠嘉还是个人人皆知的清官。晁错得罪的绝不是一个申屠嘉,估计是能得罪的都得罪了,而且都是口碑好的领导干部,其中还有一个廷尉张欧。这个人长期在司法战线上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汉朝的司法工作奉献了毕生的经历,是汉朝司法界首屈一指的好干部。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从不轻易放过一个疑点,反复确认,只要是认为证据不足,程序有问题,就会退回地方,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判处死刑,他就亲自去监狱,给犯人念死刑判决书,一边念,一边哭,然后安慰人家,法律无情啊,来世要做个知法守法的好人啊。身后事就放心吧,政府和我个人会帮你安排的。

就是这样的好干部后来也参与联名要杀晁错。申屠嘉吐血死了以后,就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同志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手握重权的晁错开始实施他的政治抱负,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晁错认为,各地的势力威胁到了中央集权,必须要予以打击,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他提出对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中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铸钱煮盐的刘濞。为什么说他危险最大呢,是因为景帝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和刘濞的儿子下棋,发生矛盾,刘濞的儿子被打死了,刘濞气坏了,说自己有病,皇上都叫不动他,按律是死罪;当时的文帝心太软,只打了他几棍子。这个刘濞开铜矿造钱,煮海水熬盐,有钱有地,有势力,手下招募了不少,在晁错看来,对刘濞这样的人,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是要反的。先下手为强。《削藩策》一经提出,在广大领导干部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景帝召开扩大会议,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由于大家都清楚景帝是支持晁错的,也就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他是皇太后的亲戚,有资本,站出来表示反对,两个人就当面争起来,结下了梁子。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一共更改了三十条法令。诸侯们大为恼火。政治气氛很紧张。晁错的的老爸觉得势头不对,赶紧跑到长安城,找到儿子说:“皇上刚上任,你也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就削藩,这些诸侯之间都是亲戚,你搞的他们之间矛盾重重,何苦呢?”晁错说:“爹啊,不这么干不行啊!不这么干,天子的面子往哪放,天子没有面子,国家就危险了。”他爹叹息着说:“刘姓天子是有面子了,我们晁家该倒霉了,我走了,不跟你扯了。”这位先知先觉的老人回家就服毒自杀了。临终遗言是:“我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唉----历史啊。

朝廷的扩大会议讨论的削吴国封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吴国,刘濞没犹豫,直接联系了诸侯,发动叛乱。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刚过完年,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老套路,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目标晁错。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景帝接报后,赶紧找来晁错同志,说,叛乱了,晁错说,真的叛乱了。景帝说,真的。皇帝毕竟是皇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可是窦婴以有病为由推辞。其实,很明显,他就是因为当初反对削藩的意见未被采纳,心想,惹祸了,要我出马了啊。没办法,景帝只要费口舌做他的思想工作,跟他讲:“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等等要以大局为重的道理。给足了面子,做通了政治思想工作,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要不说人也不能死读书呢,读书是能长学问,开智慧,比如说,晁错当年写的关于军事的文章就很厉害,一介书生,竟然能将军事战略包括军事地理还有军事器械、兵种、作战方法分析的如此有见地,确实能看出他的才华。而且,晁错有胆识。可是,死也就死在这上,没有能善巧方便,凡事硬来。他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建议景帝,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对战局的影响如何,都使景帝心生不爽,也给他的政治对手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一个是追究袁盎的责任。正是这个袁盎要了晁错的命。袁盎是谁呢,也是朝中大臣,两人在工作的时候,长期不合,闹别扭,闹到谁也不跟谁说话,晁错在,袁盎就走,袁盎在,晁错就走。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这个短落在了晁错手里,晁错当上御史大夫以后,组织专案组审查袁盎受贿案件,证据确凿,要判他的罪,景帝心一软,算了,没杀他,开除朝廷内外一切职务,削职为民了。吴楚七国反叛了。备战过程中,晁错还要追究袁盎,对他的属官说:“袁盎这个腐败分子,接受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不合适,袁盎只是接受贿赂,凭心而论,应该不至于会预先知道刘濞会谋反。”证据不足,晁错也不能随便把人抓来就杀。正犹豫时。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吓坏了,连夜跑去找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政治对头。一商量,决定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搞掉晁错。这个晁错,错就错在他是书生一个,不够大度,大敌当前,还去追究一个已经从高级干部削职位老百姓的责任干嘛呀,政治上已经胜利了,何苦再去不依不饶地。说明心里放不下。给自己埋下了祸根。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恰好,景帝正跟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怎么看?”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一定可以破他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晁错这时插话说:“袁盎那你能不能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说:“对啊,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气坏了。知道自己被人家玩了,但一切都晚了。袁盎绝对够狠,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的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现在最好的办法,把晁错斩了,派人去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

和平,和平,和平解决叛乱。唯一的代价就是杀掉晁错。从理论上讲,这算是个什么办法啊,也太损了吧。但是,对帝王和国家来说,这可能是解决问题最小的代价。景帝沉默了好久,说:“先观察一下情况如何,假如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你看,晁错没有认清楚自己的位置,而他的父亲早就认清了。他最信任的领导,他的学生,他的亲密战友就这样把他给出卖了。事不宜迟,景帝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这一切,晁错一无所知。十多天以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说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罪当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竟然完全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情,改革的亲密战友之谊,批准了这份奏折。此时,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这叫什么事啊,历史啊。汉代的一个大晴天,中尉到晁错家,谎称皇帝请他上朝议事。晁错同志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下车,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圣旨,然后众人上前,将晁错从车上拉下,就在闹市里,众目睽睽之下,腰斩了他。而后,晁错家人被满门抄斩。可怜的晁错啊。

36、官员们说,现在越地的具区湖,楚国的云梦湖,宋地的钜野湖,齐地的孟诸湖,都是国家富强的重要财富。顺便说说这些湖吧,民间有古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讲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辩论的古人一是为了找到当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二是为了给子孙后代谋求幸福生活的途径。可是,先人们要是知道后人已经把他们讲的那些湖都给祸害没了,不知道该有多难过。具区湖就是太湖,据说水质很差了,云梦湖有两个,跨湖北省江南江北,江北为云,江南为梦,面积巨大,现在不知道这湖在哪里,应该还有点残存吧,孟诸湖在河南省商丘,早就没了。这些重要的资源由君主统一管理,国家就会强大,经济殷实,否则,国家就会灭亡,过去,齐国就是没有控制资源,就等于把自己的肠胃给了别人,大臣们随便开发国家的重要资源,结果势力增大,没有被及时遏制,结果呢,就好比树枝太大压折了树干。他们还控制了大海资源,海产品和盐业都被垄断。掌握了国家资源的大臣们拥有了很大的权势,有能力雇佣很多人,有条件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最终导致齐国政治崩溃。国家大权落到大臣的手里。当时的君主权势还不如国内的田氏家族大,这个田氏家族运鱼和运盐的车有好几千辆。国家既掌握不了农业,也掌握不了工商业。现在山川和湖泽的资源非常多,不仅仅是具区湖、云梦湖、钜野湖、孟诸湖这些地方(古时候自然资源多好啊)。炼铁、煮盐肯定是在偏远的地方,人烟稀少。很多坏分子常常在这些地方往来,就担心会出事。这些掌握了国家资源的人,凭借手里有钱而骄横跋扈,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农业发展。大农盐铁丞东郭咸阳,孔仅等向朝廷提案:愿募民自給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可以看出,盐铁国营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有着更深的用意,是从更长远的利益来考虑的。大农,又叫大农令,也叫大司农,在汉武帝时专门掌握国家税收、盐铁、金融粮食等重大事关国计民生的管理。盐铁丞,大农下面的官吏,专门掌管盐铁国营。就是汉代钢铁及盐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愿募民自給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这段话不仅是国营,可以看出古代的生产经营形式。他们是由国家招募老百姓,就是民工,民工带着生活费,使用国家提供的生产工具,来煮盐,产品由国家收购。这种形式和国营企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点工程承包的意思。既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又给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这就有致命的问题,就是腐败。国家如果在这个环节中解决收购产品时的腐败呢,如何解决在盐铁国营中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以及灰色收入、潜规则这样的事情呢?

37、社会贤良说,没错,制定国营制度的考虑是长远的,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制度中有权势的人会轻易地为自己谋取到私利。法令制度最好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你们看,自从设置了相关的国营机构,盐铁、酒、均输这三大事业兴起之后,大街上熙熙攘攘地驾着好车来回穿梭的全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些仰仗权势而获得财富的人,无视法律秩序,为谋取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势力范围涉及多种行业,垄断国家市场。早已经不是鱼盐之利了,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势力逐渐影响到国家政治,成为政治角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势可不是当年那些大夫所能比的了的。他们的威风势力比过去晋国的六卿要高,钱比陶朱公和子贡这两个大老板的还多,衣服和车辆比皇族的还要多,还要豪华。房屋住宅的豪华超过了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他们通过搞房地产开发,把兼并来的土地住宅连成一片,巷道都被隔断,豪华至极,大肆征地盖房,建设供自己享受的办公、会馆、娱乐等设施,挖水池,修花园,广场大的足够跑马。平日里钓鱼、斗狗,捉兔子玩。频繁出入声色场所,歌舞嬉戏。女眷们穿着豪华,二奶们也风风光光。子孙们的好车一辆接一辆,在街道和市场里进入,招摇过市,娱乐尽兴。社会风气如此,导致种地的无心种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像融冰一样涣散、消极,颓废,没有上进心。就是因为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夺走了。人们互相模仿奢侈享受,更加助长了这些歪风邪气。这就是社会风气败坏,生产力下降,大家都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根本原因。

38、恒宽在回忆这场大辩论时,按说,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因为他只是记录者,可是,在汉代的那个深夜,当他整理现场资料,或者回忆起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段时,特别是到这一段时,他有了立场。这是后来人们看到《盐铁论》中,作者的立场,他褒社会贤良,而贬官员。两千多年后,《盐铁论》被重新提起,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讲《盐铁论》背下来,背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书里提到的社会贤良,也就是儒家学者。但是,革命干部的思想与他们的眼睛一样荒唐。竟然选择性地忽略了下面这一段。

官员们说了一段非常荒唐的话,很反动,也很现实。所谓言多必失,也许这就是官员们的真实想法,也许是在辩论中一时激动造成口误。但这段话,很不地道。

官员们说,官位高的人就应该工资高,薪水高,就跟大树一样,树大,枝叶就应该多。周文王有德,所以他的子孙都封侯,周公作相,他儿子伯禽就富可敌国。水深的地方鱼就大,父亲的地位高,儿子自然就跟着享受富贵。《公羊传》上讲:“河海润千里。”何况身边的妻子儿女呢?丈夫在政府当了官,媳妇在家里就应该享受荣华富贵。家庭富足,生活美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道理。孟子说:“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意思是说,王和普通群众是一样的,他显得不同,是因为他处的那个位置。言外之意,就是有地位的人享受特殊待遇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这就是官员们的想法的话,那也应该是放在心的,如果说这就是事实的话,那也不能随口就说出来,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因为,现场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是有史官啊。他们拿着个毛笔刷刷地在写呢。也许官员们没吧史官当回事,觉得这些资料将来也容易删改,或者,官员们根本就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们说了下面这些听起来很不地道很不地道的言论。他们说: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楼季耶,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广大人民群众羡慕政府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们的荣华富贵,就好比瘸子梦想跟楼季那样爬得高跳的远,这帮没钱的穷光蛋却想着拥有千金财宝,这不是痴人说梦,脑子有毛病吗?随便官员们怎么比喻,实在不应该拿残疾人开玩笑,这不是明摆着不尊重残疾人吗。怎么能拿残疾人跟楼季比呢。楼季是谁呢?楼季是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擅长跑跳攀高。运动成绩很好,名气很大,大概就跟现在的一些有特殊跑跳才能的运动明星差不多吧。

39、面对这些官员们情急之中的不当言论,社会贤良们竟然也没着急,或者着急了,恒宽没写,在后面,恒宽写了现场的一些情景,但这一段没写,不可能现场没有一点反应,这让我很着急,我觉得,这时候社会贤良们应该急眼了,他们指望的官员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竟然是这样的人生认识,这个国家怎么好的了。按照社会贤良们前面的言论,我猜想,他们应该扔鞋子过去了,或者撸起袖子了。估计是汉代都是席地坐,鞋子都脱外边了,手里又没有什么汽水瓶子之类的危险品,或者就是社会贤良们不敢。嘴上说说行,动手是不会的。或者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社会贤良们说,大禹和稷都出身贫民,他们觉得到人民的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就跟把自己推进地沟一样难受,所以,他们不辞辛苦地站出来帮助唐尧平地治水,教育群众耕种。他们把天下的疾苦冷暖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怎么能说拿着国家和人民给与的俸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媳妇儿女以及亲眷们享受呢?管理国家的人会受众人的供养,那就要为众人分忧解难,体察人民的疾苦。只要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流离失所,有一个官吏不作为,都是上层领导干部的责任。当领导干部,是为了在天下推行仁爱,而不是为了贪图做管理者的权势,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享受国家的各种级别待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了享受那份财富。发现了人才就不隐瞒,有很高的俸禄,不要独享。这就是过去的我们的优秀好干部公叔文子被谥赠为“文”,而魏成子成为贤人的原因。所以,周文王靠仁德赢得天下,然后分封给自己的子孙,但天下并不认为他偏向自己的家族;周公辅佐周武王成就王业,接受分封,天下并不觉得过分,也不觉得他做人很贪。

可现在呢?亲戚眷属相互编制关系网,三朋四友组织朋党派系,相互吹捧和包庇,护短舞弊。老子身居高位,儿子就有钱赚,有地位,骄横而不知收敛;老公在领导岗位上,妻子就在外边接受请托,收受钱财。大搞腐败。这些人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却享受周公的待遇,没有管仲的功绩却拿着管仲那样的俸禄。所以啊,正因为社会风气都这样了,穷光蛋的老百姓当然也梦想跟领导干部的儿女们过一样的生活,瘸子也急眼了,想跑起来。顺便说一下,社会贤良里例举的公孙文子时卫国卫献公的孙子,原来叫公孙枝,后来,他发现家里有个仆人很有才华、能力、德行,推荐他当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后,对他大加赞扬说:“公孙枝可谥为文了。”

这一段被记录在《论语宪问篇》。另一位魏成子曾做魏国的丞相,他的先进事迹是竟然用自己薪水的百分之九十用于招募人才。这位丞相做的实在是太极端了,招募人才是国家的事,得用国家的钱,他老人家偏偏就用自己的薪水去干这事。而且一拿就是百分之九十。历史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都是人,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40、现场的官员个个表情肃穆,心里很是不高兴,是啊,被人家讲成这个样子,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所幸的是,这毕竟是政府级别的辩论,不好恼羞成怒,但是,此时也失态了。有官员代表说:跟家里待着不干活的人,哪里知道在外边忙碌着负重的人的辛劳,在一边袖着手议论的人和真正的当事人的心里状态是不一样的。伟大首都长安在祖国的中心,各级政府的大事小事都汇聚到这里来决策和处理,现在的国内外形势都比较严峻,我们心里忐忑不安啊,就跟乘坐在还未靠岸却遇到了风浪的船一样。政府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废寝忘食,拆东墙补西墙,筹算谋划,大事小事都得记着,拉下一件都不行,我们身边的那些个协助工作的丞史、工作人员、零时工都跟文盲差不多,有事跟他们也商量不着,自己处理吧,却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很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御史在各地考察调研,选拔孝廉,推举贤良、有才华的人,每年都有很多,现在你们这一批六十多人,都是具有六艺之才,请你们来,让你们说话,尽情地说,是让你们讲好听的道理,让你们举手,让你们鼓掌,让你们讲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有启发的好话,你们看看你们,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们讲的都是过去的那些陈谷子烂麻子的事,跟现在的社会发展、国情完全不相符。是我们看走了眼呢还是你们根本就是一群貌似有才的混饭吃的人呢?现在啊,见到一个贤人简直就太难了啊。自从倪宽靠研读《尚书》而获得超过九卿的职位之后,一直到现在,所看到、所听到的选举出来的儒生中,虽然也有参政议政的,有的也被提拔上来,有的位置还挺高。可是,却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真正能够为朝廷建功立业、兴利除弊的人才啊。官员们提到的这个倪宽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个奇人,做官、做人做到他这个份上绝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而且是在汉武帝的手下。爱好书法的都知道有一本字帖叫《倪宽赞》,就是赞扬他老人家的先进事迹的。

公元前103年,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在今天山东东营广饶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倪家村出生了,和许多未来都有极大建树的好干部一样,倪宽有一个贫穷但志坚的童年。倪宽穷的交不起学费,那时候也没有希望工程,于是好学的倪宽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求能在干活的时候找到学习的机会。这期间,他还时常出去打短工。小小年纪就勤工俭学,真是不容易,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吃不得一点苦。倪宽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把经书在锄头把上,休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终于,好孩子就是会有好机会,由于他的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后来,倪宽通过了公务员的答辩考试,那时候叫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

这时,延尉叫张汤,主管刑狱。就是司法监狱的大总管,张汤这个人用刑残酷,素有酷吏之称,他所用的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张汤这个大老粗管刑狱能酷到什么程度,没找到详细的记载,但是能想象的出来,人类在发展史上不就这么点东西吗?不是打的人家鬼哭狼嚎,就卸人条胳膊腿的,折磨折磨人什么的,煮啊、火烧啊,刀剐啊,恐吓、凌辱啊,后来像关塔那摩那是有照相机会曝光了,汉代要是有照相技术,那现在的人看着得多惨烈啊。分到这样一个单位里工作,倪宽肯定不适合,他哪里是能跑进监狱里跟人动粗的人啊,张汤当然也不喜欢他,我要的是打手,你一个书生来干什么。以不熟悉刑律为名,把他给派到北方放羊去了。倪宽真不是凡人,不抱怨不气馁,干一行爱一行,竟然一心扑在汉朝的畜牧事业上,由于他的勤奋工作,牛羊养的有声有色。有一次,倪宽回廷尉府送材料的时候,就是送畜薄,大致是关于有多少头牛、羊,哪只有生了小牛校羊之类的汇报材料,正赶上直廷尉府出了疑案,几次奏报,都被汉武帝驳回。主办奏报的人吓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汉武帝,那可不是一般的皇帝,搞的不好,办事人的脑袋就不在了。正着急,倪宽知道了,向来品行端正,又乐于助人的他便帮着重新写了奏章。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汉武帝估计早就看腻味了张汤手下那帮刚打完人再捉笔写下的俗文,一见倪宽的奏章就高兴的不行。

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武帝问:“这次的奏章写的好啊,绝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这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于是张汤赶紧提拔倪宽为奏谳,就是专门起草奏章的官,发挥他的专长。倪宽真不是个普通人,他在廷尉府工作,不光做好本职工作,而且竟然还说服、带动张汤和廷尉府那帮打人打习惯了的官吏们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瞬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想一想,一群用惯了鞭子、棍子和各种刑具的粗人,忽然天天摇头晃脑学着圣贤书了,开始少打人、不打人,跟人家讲道理,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了,这得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自己做一个好人不算什么,能够影响一群恶人成为好人,这可是了不得的人。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倪宽的老领导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瞬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同志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特别是兴修水利的措施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农业灌溉的问题,也化解了民间矛盾。因此,深得关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倪宽在收农业税时,很讲究方式方法,对歉收的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显得工作很不力,看似没什么政绩。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有令发至左内史,赋税纳公粮。于是,大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

汉武帝对倪宽的才能非常惊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倪宽为御史大夫,跟从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由倪宽主司封禅大典仪式。在此之前,梁国丞相褚大,精通五经,为五经博士时,倪宽是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职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以为自己就是去做御史大夫的,兴致勃勃地赶往长安。走到洛阳的时候,听说倪宽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觉得武帝真是不会看人,自己这么大的才能竟然不被用,用了倪宽这小子。等到了长安,褚大与倪宽在武帝面前共议巡狩封禅之事,看到倪宽的行仪和为人,再一相处,才知道武帝知人善任,倪宽的才能确实胜过自己。由此看,倪宽真的是了不起,褚大也了不起,一个能人能够意识到别人胜过自己说明那个人真的是胜过自己,也说明本人也绝非凡人,能够清晰地看清楚自己。可不是一般的本领。

汉初,汉武帝诏令倪宽主修历法,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土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即汉朝的《太初历》。该历法较秦朝颁行的颛顼历有了很大进步,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规定一回归年为365.3851539日,一月为29.4381日。太初历即今天所说的夏历或农历。自西汉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实行,经过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倪宽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病逝善终,归葬原籍。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大儒能够洁身自好,并且能够影响他人,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操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复杂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善终,还在历史中留下美名,留下实实在在的造福子孙的政绩。实在是不可多得啊。真是大儒的楷模。官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倪宽呢?其实,有社会政治斗争经验的人会理解,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在语言对立斗争的时候,往往会在理亏或者处于劣势的时候拿出一个标准,让你无话可说,比如说,两个人都说自己好,有一个就说,你好,有雷锋好?你看看人家雷锋。

这是个绝杀招,让你无话可说。因为超级好干部倪宽是学儒的,就是儒家的。官员们的意思就说,你们这帮家伙跟这蒙事,我见的多了,你们本事再大还有倪宽大。端出倪宽来,是为了证明眼前的这些儒生们不值一提。社会贤良们接过话茬说,鲁班总干出好活来,是因为他能够制造和使用矫正方圆的工具,榫头啊和榫槽啊能恰到好处;师旷在音乐演奏时,善于使用校音器,相关的人就能准确地配合他。而现在的工匠和乐师,榫头不合槽的时候就去改工具,音不准的时候就去改校音器,结果是木匠的活越干越不不合槽,音乐是越奏越不靠谱。真正的高手是一拿起工具就知道怎么做,一吹音笛就知道音调如何变化。次一等的是按老规矩做,会技术和手艺,但自己不能创作,得等那些有本事的高手来创作。社会贤良似乎在讲艺术家和工匠的区别。接着社会贤良们又讲了两个高人,一个是曹参,曹参有什么先进事迹呢,这个曹参辅助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萧何一死,他继承萧何先生的遗志,当了丞相,他延续萧何在世时的政策法令,不予更改,有人向他建议改一改时,他老人家不说该也不说不改,请对方喝酒。有请别人喝酒为了给自己办事的,他倒好,请别人喝酒时为了大家都别折腾。还有一个人,就是官员们提的倪宽,社会贤良也提了,他们讲倪宽他老人家常常闭口不言,因为他心里有数,该做的都做了。做大事的人不能乱,混乱了,还怎么做事呢?办小事的不可以松懈,懈怠了就无法成事。《春秋》上讲:“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文化人就这个毛病,文邹邹地说这么一大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搞政治的人眼光和心地要宽大、长远,这样才能当卿相,就是高级领导干部,做事情苛刻,琐碎,这种能力只能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说,你们刚才不是说我们不是贤良吗?现在我们告诉你,你们这点才能也就能当个普通老百姓而已。由此可见,官员们千万不要招惹文化人。还是他们的嘴比较厉害。还没完。社会贤良们接着发言。他们说,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贯彻,政令出不了长安的皇宫,社会道德风气得不到扭转,这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操心的事情,办理公文,召集个会议什么的,那是基层公务员和助手们该干的事。

《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

太难了,摇头晃脑一套一套地说的这是什么啊,所以啊,政治家千万不要得罪知识分子,他们引用完了《春秋》引用《尚书》,曰啊曰的,一副不说死你不罢休的架势,不过,难还是要设法理解一下。大概的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当高级领导干部,下属都以他们为老师,做好自己的事情,高级领导干部就是协调下面的官员,把他们都搞的服服帖帖的,搞和谐了。当领导干部的要称职,大家每个人都为国家出力,因此,要想让国家和谐,不出乱子,各项事业都能顺利推进,就得要求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各司其职,管好自己的事情,高级领导干部掌握好政治方向,具体的工作交给那些有才能的人去做,自己其实用不着累的要死,累的要死那是制度至少是人才结构上出了问题,不该自己亲自干的非要亲自去干,就会导致即耽误了大事,小事也不见得能干好。齐桓公对管仲,上下级的关系就搞的很和谐,和科学,既不放任也不约束。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下功夫,花心思,真正到用人的时候,就会显得运用自如,跟没事人一样,这可不是懒惰。而是管理国家的真功夫,真本事。从前,周公做宰相时,为人非常谦虚又不把大事小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而是从全国选拔和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结果,满朝都是德才兼备的人,他的门下全是有智慧有谋略的贤才。孔子他老人家什么政治职务也没有,却有七十多个有才有德的人追随在身边,这七十多人可不简单啊,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卿相之才啊。没有职务的人都能这样,何况位居高位的人,如果,真心招纳天下的人才,那还了得。现在,你看看你们,占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位,拿这丰厚的俸禄,享受着高级待遇,却不能招引贤才,那是你们根本就没有选拔贤才的诚意。从前尧提拔舜,以礼相待。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齐桓公任用管仲,那是把他当老师和客人那样尊重的。身为天子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算是亲近贤士了吧;身为诸侯却把一个普通人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可谓礼贤下士了吧。所以,各地有才能的人都络绎不绝地团结在以尧、舜、齐桓公、管仲的周围,真心的。不是口号。现在你们这些当官的,既没有如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也没有如《诗经》里说的那样礼敬贤士,相反还像臧文仲、子椒那样因嫉妒而埋没人才,自以为是,耍小聪明,诋毁别人的才干,骄傲自大,不肯向别人请教,看不起社会贤良,不和这些真正有德行、有思想、有能力的人交往,以自己的职位凌驾于真正有学识的人头上,凭借领取的高俸禄而蔑视他人。就这样,你们还想要求社会贤能为你们所用吗?说的太狠了,都不知道评价什么好了。还是那句话,不要招惹知识分子,不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要让他们说话,他们说的虽然是真话,但历史告诉我们,真话听着真难受。

顺便交代一下臧文仲和子椒同志的事迹。

臧文仲,春秋时的鲁国大夫,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记载了这样的话:“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这个臧文仲实在是太倒霉了,且不说他是不是最恶劣的官员,最嫉贤妒能的人,光说映衬他的那个人,就知道他倒霉了,柳下惠啊。他显得很糟糕,恶名留青史,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映衬他的那个贤人柳下惠太了不起了。所以啊,当官还是要谨慎,看到有比自己贤能的人,最好不要埋没他,况且真的贤人也埋没不了,一旦有一天他发达了,搞的不好就把自己的恶名留在历史里了,还不如顺水推舟。扶这些贤能一把。心胸宽一点,总是会对自己有好处的。另一个子椒就更倒霉了,他嫉妒谁不好啊,竟然嫉妒屈原,就是他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陷害大诗人屈原。这恶名留的,洗不掉了。

42、辩论到这,官员们激怒了社会贤良,社会贤良毫不嘴软,一顿引经据典地数落,把官员们说的哑口无言,无言以答。整个会场长时没有人说话。原文这样记载: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前面好理解,官员们不说话了,后面呢,贤良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辩论的精彩而得意洋洋,也许,他们比辩输了还要难受。长叹息。《盐铁论》看着双方过瘾,可以看到这里,也忍不住和社会贤良们一起叹息了。

你把官员们辩倒了,又能如何。

43、之前,所有官员的发言在原文中都是说“大夫”。可以理解成普通官员,整个辩论场中,恒宽老师把所有官员的发言统称“大夫”。前面的官员发言都是大夫。到了这里,当大夫们都缪然不言,贤良们长叹息时。御史进曰:

御史应该就是桑弘羊,他老人家终于忍不住了,他手下的官员们明显地在辩论中败下阵来,而且败的很惨。在整个《盐铁论》中大多都是语言内容的记录,很少记录现场状况,这里稍微记了一点,“进曰”,如果是坐在凳子上开大会的话,那么御史就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开始说,如果是坐在地上的话,御史就是挪动身体跑到前面来。

御史说:姜太公辅助周文王和武王获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有才能的人得到适合他的领导职务,就跟蛟龙入水一样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公孙弘跟汉武帝讲《春秋》,把汉武帝讲晕了,当上了丞相,与周公、召公一个级别,他身居要职,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他不穿两种颜色以上的衣服,不吃味道花哨的饭菜,生活之简朴堪称天下第一。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什么帮助。博士褚泰、徐偃受皇帝指派到各地去巡查、选拔孝廉,劝化人民群众,可是,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好转,选举出来的社会贤良,尽管也都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有的走上高级领导岗位,难道还不像燕昭王、周文王那样选拔人才,礼贤下士吗?可是,选拔并提拔上来的这些社会贤良们也没干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事情来吗。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才能,不是《诗经鹿鸣》里讲的贤人吧。褚泰和徐偃两个同志的事迹为我们复原了一段汉代的史实,褚泰是董仲舒的学生,通《五经》,徐偃是申公的学生,官为胶西中尉,汉武帝元狩二年,他们和另外四个人,共六人,赴全国各地考察民情,主要是了解“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的情况,就是走访和了解哪些讨不到老婆的,守寡的,残疾的,有病的,失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予以救济和帮助。并劝化民众要孝弟,行善。

44、社会贤良说,冰跟火炭能放在一个碗里吗?太阳和月亮能同时照耀大地吗?当公孙弘做丞相的时候,武帝谋划着攻打四周的少数民族,那时,出于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各种阴谋诡计被采纳,湖北、湖南一带的剑客、勇士被重用,有的将帅封地封侯,享受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那些在战斗中获得战功的人都得到丰厚的奖赏,所以,努力杀敌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尚武,战争连年不断,都以当兵打仗为荣,以从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可是庞大的军费让国家开始吃力,也让那些士兵们疲劳不已。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军费,所以就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各种费用。那些主张盐、铁国营的官员开始当政主持工作,姜太公那样的贤人就隐居了,打死你你也找不着他们了。为了找钱,这些官员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收取各种税赋。

最后开始卖官,用钱来免除刑责。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过往的钱也多,管理人员开始腐败,从中营私舞弊,雁过拔毛,造成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还不得不服从。接受管理,因为有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啊。所以,那些心性残暴的大臣开始当权,被重用。各种对老百姓有效对高级领导却没有约束力的严酷的法律建立起来,手段凶狠的人名扬天下。而此时,以仁义之心辅佐国家的人就少了,满目都是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来获取职务和提升机会的官吏在上窜下跳,为了迎合上级领导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太多了。

光一个公孙弘,能有什么办法呢?

45、御史下面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前面都是政府的虾兵蟹将出场,本来以为他们辩一辩就可以了,到时候,御史做个总结性发言,大家一鼓掌,再吃顿饭,看场演出,就结束了。可没想到,小官们都被驳得哑口无言。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官吏是有基本素质的,不会混不讲理,输了就是输了,没理就是没理,这很了不起。小官员们在细枝末节上辩来辩去,而御史出来就不一样了,他直接针对矛盾的焦点。

孔子。这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大辩论。这个辩论两千多年没有平息。御史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说了半天,你们崇尚的无非是孔子那一套,认为从古到今,他是圣贤,万世师表,独一无二。可是,孔丘他在鲁国和卫国传道讲学,他的弟子们并没有变成圣贤啊,当时的天下也没因此而被治理好。

鲁国的国运反而更加不堪了。齐宣王褒儒学,孟柯、淳于髡等人享受很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在政府里任具体的职位只议论国事,当时齐国的国都有一千多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可不是只有公孙弘一个贤人吧。但结果呢?小小的燕国攻打齐国,就跟美国打伊拉克一样,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国都临淄,漫长的补给线都没遭到袭击,齐湣王的卫队也没像别人预想的那样做殊死抵抗,也没有巷战,也没有伏兵,齐湣王本人仓皇出逃,最后被楚国人杀死,那些儒生自己都保不了自己,更别没说去把他救出来。而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那些儒生也跟他一起当了俘虏。全完了。

你们说,靠儒生治理国家,能好的了吗?

46、社会贤良并不因为御史发言了,而有所畏惧,反而越辩越勇,说:赶马没有鞭子,造父也驾驭不了四匹马啊。造父是古代传说中一个特别会驾马车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方向盘,就是福特活着他也没法开他的四驱车啊。没有权利和验证明顺的职务,就是虞舜、夏禹也没法治理国家啊。孔子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话很费解,凤鸟、河图到底是什么,说法很多,反正后人都没见过,都是猜测而已。孔子大致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那些必要的条件,我就完蛋了啊。孔子要的必要的条件,一个是凤鸟,一个是河图,因为他是圣人,他的心胸和眼界绝非我们凡夫所能猜测的,所以,他的那个条件,我们也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后面的话。

骏马拉小车,怎么能跑的快。齐威王、齐宣王在的时候,重用社会贤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令国家富强,赢得了各国的尊重。到了齐湣王的时候,他接过并高举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旗帜,率领齐国人民走上了扩张和发展的道路,南边占领了楚国的淮河北部,北边干掉强大的宋国,使泗水一带十多个诸侯全都老实地归顺,西面威慑韩、赵、魏三国,击退了强大的秦国,邹、鲁的国君都向齐宣王称臣。可是,齐王贪得无厌,没完没了,不懂得见好就收,继续不断地四处讨伐,最后导致人民无法忍受重负。而此时儒生的进谏不被采纳。没办法,儒生只要各奔前程,跳槽的跳槽,隐居的隐居,懂黄老道德之术的高人慎子走了,道家高人捷子也走了。还有道家的高人田骈跳槽去了薛国,高人荀卿则转会去了楚国。国内这些高人、良臣都走光了,诸侯合谋起来攻打你,最终导致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伊尹以一个厨子的身份在商汤王身边,百里奚是因为养牛才在秦穆公身边混,刚开始都是搂草打兔子,随便混混的,后来被重用了,才协助君主建功立业。商鞅用王道劝说秦孝公,孝公不采纳,就跟他讲富国强兵的道理,孝公高兴了,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邹衍用儒家学说游说各地的君主,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改用阴阳五行学说,讲国家兴衰的道理,终于功成名就。所以,马只要能跑的远,不管黑马白马,能跑就是好马,不一定非得是胡人的好马。君子贵在实干。不在于能说会道。孟轲这个老顽固,不肯与时俱进,不识时务,结果在梁这个地方被困。你们尊奉的孔子也是个老顽固,只能方不能圆,结果在黎丘这个地方挨饿。

你们这些后代儒生,致力于讲修德行,却常常碰钉子,碰了一鼻子灰,还总是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周朝建立至今,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你们还只是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些老掉牙的人物,每说什么事,就必把他们中的一个抬出来,尽说那些办不到的事,说那些不靠谱的事,就跟两腿都瘸了的人一样,嘴上能说走很远,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本事的人可以用不同的途径获得一样的结果,不管他们怎么做,做或者不做,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商鞅虽然变法改革,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强盛,人民过好日子,邹衍运用阴阳五行中的“五德始终”的观点,也是为了达到“仁义”的。祭仲放弃自己的意见,是识时务的做法啊。受点小委屈,而已,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真君子,现在你们见识短浅,人又固执,死守儒学,跟尾生那样不见棺材不掉泪。在你们看来,就是晋文公用权势让诸侯尊重周室,也是小菜一碟,管仲受辱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也一般般,不值一提。

邹衍是谁呢?他老人家的户口在战国时的齐国临淄,因为看到各国的君主德行差,就写了十几万字,不是长篇小说,而是详细论述阴阳五行此消彼长的道理,发行量很打,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成了名,齐国人很尊奉他,称他为“齐天衍”。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把这些都称为封建迷信。祭仲又是谁呢?他怎么就忍辱放弃了自己的见解被官员夸奖为识时务呢?他是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宰相,郑庄公死了以后,祭仲立了公子忽,就是郑昭公,后来宋庄公不满意,悍然干涉别国内政,竟然派人诱捕了祭仲,这个祭仲也真够可以,还真的就让人家给诱捕了,宋庄公逼迫他重新立公子突,就是郑厉公,祭仲就答应了。过了些日子,等事态平息了,他又赶走了公子突,重新立公子忽。

历史啊。乱七八糟的。

还有个尾生,官员们用尾声这个人来挖苦儒生。尾声是个古代最讲信用的人,讲到什么程度呢?传说他跟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那个女的估计是塞车一时赶不过来,恰好又赶上山洪爆发,但尾声坚决不走,讲信用吗,就死死地抱着桥柱子等那个女的,最后被活活淹死了。

48、社会贤良说,伊尹跟着商汤是早就知道他是个明白人,百里奚跟着秦孝公,也是知道他的为人,这两个人的都很清楚很笃定他们所追随的人肯定能成就一番事业,是因为他们言行都很清晰,决策很有理路,不是那种稀里糊涂做事情做决定的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凑合两个人就能干出建立霸业的事情呢?君子奉行仁德,重视礼仪,身体力行,乱时这样,安静时也这样。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随意改变。孟子说:“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以朝居也。”什么意思呢?是讲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改变今天的习惯,而发展成一个有千乘兵车的人,我连一个早晨都不能跟这个人共处。我宁可忍饥挨饿住在破屋陋巷里,怎么可能改变自己的主张去附和那些恶人恶习呢?过去,因为阖闾杀了吴王僚,公子季札就离开了吴国移民到了延陵,一辈子也不回吴国。鲁宣公杀了公子子赤,叔眄就辞职退休了,隐居起来,再也不接受鲁国的工资待遇。损害德行而获得高位,扭曲和放弃自己的道义而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欢心,就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只有良善仁德的主张得不到实行而隐退的,没听说反过来为了上级领导的欢心而故意扭曲德行的。阖闾杀吴王僚是个复杂的宫廷恩仇的故事,要是拍出电影来,肯定好看的要死,简单地说,春秋时,吴王睡着觉就死了,啥话也没留下,他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可了不得,争相谦让,季札是老四,他上面的三个哥哥都想立他当君王,季札不肯,大哥是个极其仗义的人,就把君位传给了老二,老二死了以后,又想起了季札,老大还想立季札,结果季札干脆走人,跑了。大家就立老二的儿子僚为王,结果老大的儿子光就不服了,心想,这个君位怎么摊也应该摊到自己头上啊,就跟伍子胥合谋,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得手后,光即位,就是吴王阖闾。季札认为阖闾这个侄子杀死吴王僚这个侄子是个很不够意思的事情,是不仁不义,于是就回到他的封地延陵,终身不再踏吴国的土地。

鲁公杀子赤,叔眄因此而隐退。也是一个宫廷里争权夺势的血腥故事,鲁文公的姨太太生的儿子杀了鲁文公的长子,自立为王,就是后来的鲁宣公,可是鲁宣公的亲弟弟叔眄比较一根筋,认为哥哥这事干的很不地道,属于不仁不义,就跟哥哥脱离关系,划清界限,终身不拿哥哥一分工资,不接受其任何待遇。这样的人,现在少了啊。

50、社会贤良说,天下不太平,各国不安宁,这是上级领导担忧的,国家的各级政权不够牢固,缺乏威信的时候,天下就会混乱,这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着急的事。所以尧因为洪水危害人民而焦虑。伊尹为黎民百姓操心,管仲被囚禁而失去自由,孔子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教化民众,都是因为担心民众受苦想解救其于水火之中啊。所以,他们以大智大才之身,不惜做厨子,失去自由,四处奔走,拯救天下苍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追别人,自己就得跑的比别人快,救溺水的人,自己就一定得下水。现在,人民在水中挣扎,想要拯救他们,却又不想衣襟沾水,这怎么可能呢?

御史默不对。

这一段辩论,以御史默不对而结束了。

长安城里,生活照旧,饮食男女在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社会贤良和政治家们在辩论,为了国家和人民,也为了各自的价值观,也为了后世子孙。恒宽老师写下了“御史默不对”这五个字的时候,恐怕也长叹一声了吧。后面,开始辩论汉朝边防的边防事业。

51、御史不说话,下面的官员们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又说:君王治理天下,就跟一个大家长一样,有一个人无家可归,得不到安置,领导人就会寝食难安。广大人民群众有困难得不到帮助,领导人就有责任。国家有危难不为之操劳,这就不是好的臣子。报效祖国,廉洁奉公,这是领导者的光荣职责,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这都是领导人应尽的义务。现在战士们在遥远的边疆戍边,领导人忧心忡忡,到处都需要用钱,大臣们也都在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皇上和各级领导干部,设立酒类专卖,以此增加国防开支,供给戍边的将士们,让他们更好地保家卫国。而你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怎么能够提议废弃盐铁官营的好政策呢?现在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都还难以完全满足边疆将士的需要,现在你们又想废除好政策,减少边防军费。你们像话吗?

52、社会贤良说,周朝末年,周天子有点搞不定了,诸侯互相打来打去,令周天子很头疼,他的谋臣四处奔波,到处灭火。这是因为敌国太多威胁到周朝。现在国家边界疆域稳定,天下统一,形势大好,皇上可以在宫廷中一边听小曲,一边看大臣的奏章,朝廷内有大型歌舞演唱会,外出也有音乐奏鸣,仪仗队威武雄壮,盛世啊,皇上的美德可以与唐尧、虞舜齐名,流芳百世。何必忧虑南方、北方的那些落后的民族,穷山恶水、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呢?如果皇上惦记着他们的话,只要对他们以仁德的政策,没事来点小恩小惠,这些落后民族肯定心向中央,自己前来归服。对于政治上吗?

“然后以胡制于外臣。”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国两制”。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散落在民间的贤良们向政府提出了如果在政治名分上解决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区域的关系。他们提出的方法是:“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

就是说,只要你承认一个汉朝,你用什么制度,你就随便吧。

53、可惜的是,官员们没有透视两千年的后眼。他们急了,说,我们的英明领袖皇上陛下鉴于中原的社会形势混乱,边疆斗争复杂,所以派王平等人到各地调查并了解民间疾苦,看望、安抚、接济那些贫苦的群众,但仍觉得没有找到要领,所以请你们来,咨询一下。听明白了吗,就是咨询一下。可是你们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所谈到内容,不是上天,就是入地,即不靠谱也没道理,脱离实际,竟然想用治理一个小乡村的思维方法来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不是脑子进水了是什么?你看看你们,都是哪里的人,一个个都来自穷乡僻壤,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知道水深水浅,水冷水暖。你们别不是酒喝多了吧。

54、社会贤良们脾气也够好的,换点脾气不好的,甩袖子就走了。可是他们还不依不饶地讲:要想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就得回到礼仪上去,有了礼仪,治国的办法就自然有了,于自然、天地和谐相处,不用太操劳也能建功立业。如果治标不治本,不在社会道德的根本上下功夫,就算是费尽心机也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想要国家稳定,反而会令国家危机重重,想要国家发展,反而败坏了国家。治理国家首先要处理好主次的关系。孔子说:“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你们这帮当官的根本价值观有问题,所以,就会觉得我们的主张不可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各位领导干部们。

55、官员们说,为臣的要忠君报国,做儿子的要孝顺父母,君主有错,为臣的就要为他掩盖,父亲有过失,当儿子就要为他遮羞。君主死了,为臣的不能改变他们在位时的做法,凡是汉武帝说的话就是真理,凡是汉武帝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得这样才行。现在盐铁均输这样国营政策,由来已久,你们想废掉,这岂不是损害了武帝的丰功伟绩,给武帝抹黑吗?我们不是一路人,你们的那些主张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56、真有智慧的人,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方针政策,按照当时的情况制定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策。孔子说过,以前的帽子是用缁布做的,是周礼,现在都用丝绸了,因为这样是为了节省,我也同意,挺好的。所以,圣贤崇尚贤人的举止不和古代的礼节对立。但是又能做到与时俱进,却不能做到不媚俗,不去迎合社会潮流。秦二世继承他父亲的方针政策,接着修阿房宫,他们都是忠臣孝子,但结果呢?赵高继续用秦朝的酷法来治理国家,也算是忠臣孝子,但结果呢?

57、边防算是辩论完了,话题一转,转到“园池”上去了。“园池”是什么呢?还真不好比喻,现在好像社会没有这个东西了,从资料里看,似乎就是由政府把一片山,一片湖泊之类的富庶的地方用篱笆一圈,就算是朝廷财产了。里面的所有出产都归朝廷。普通人民群众绝对不可以进入。这笔收入有多大呢?全国众多园池所产生的价值,大于整个国家的税赋。官员们说,诸侯的封地小,担心内忧,天子管理的区域大,担心的是外患。国土面积小的,所需要的财物就少,国土大,事多,所需要的财物就多。所以,朝廷开辟园池,统一管理自然资源,所得的财物用于补充税赋的不足。兴修水利,广泛地发展农、林、畜牧业。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干部每年把税收上来,加上园池的收入,全都用于支出,就这样,还不够用。你们现在要废除国营制度,就断绝了政府的财路。使政府和人民的财路都断了,造成贫困。(这一句明显是牵强附会)。虽然你们倡导节约,主张少做事情,不折腾,但这是不可以的。

58、社会贤良说,古时候,用井田制,不仅可以群众可以自足,还足以供给政府的开销。诸侯有千辆战车,方圆百里的土地,以及公、侯、伯、子、男这些封爵的人还有各级政府官员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秦朝兼并了各国的土地,拥有了天下的财富,可是,日子却捉襟见肘,老是钱不够用,并不是因为地方小就用的少,地方大就用的多,而是因为他贪得无厌,最终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实在难以忍受他的苛刻。正所谓:“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馁人”。如今,国家饲养珍禽异兽,犬马奇虫,他们说消耗的社会财富,不仅仅是腐烂的肉和饲养他们本身的费用。我们的国家设置了大量没有用的官吏,做那些不急需甚至没有用的事情,使得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思想日渐奢侈腐化,对社会没有贡献,但享受着政府薪金待遇的人太多,就造成政府经费不足,百姓贫困。现在不从根本上解决,反而从那些细枝末节上找问题,设立盐、铁官营,发展林业和畜牧业,这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男耕女织,这才是天下的根本大业。古时候用土地分封的方法管理,实行井田制。因此,整个国家没有不产粮的土地,也没有无事可做的百姓。现在国家圈了很多园池、公田、池泽、国家徒有利税上升、经济大发展的虚名,而实际上,这些财富大多都落到了各级官吏的手里。我们主张把武帝圈的园池全都分给百姓,国家就收税就可以了。这样,税的名字改了,但国家都可以收到税。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男人可以努力耕田,女人尽心纺织。荒地得到开发,生产得到恢复,国家和人民都会富裕起来,哪里还会有贫困呢?

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

59、御史同志又出来发言:过去姜太公在营丘,开荒种地,那里土地贫瘠,人口少,于是就大力发展工商业,努力提高纺织水平。使得邻国都来和齐国进行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物质丰富,齐国也因此成为强国之一。管仲辅助齐桓公的时候,运用轻重理论,进行经济改革,高举齐国先帝的伟大旗帜,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搞定了南方强大的楚国,成为霸主。轻重理论是什么呢?

这一段原文叫“轻重第十四”。意思是御史出来讲的是以轻重理论作为辩论的理论基础。原文为,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轻重,简单说,就是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具体制定和实施时依照轻重缓急进行操作执行。御史讲这个主要是讲汉武帝和自己就是学习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轻重之行,统筹计划,发展经济,设立盐铁国营,开发自然资源,使得,社会财富一天天地丰富起来。所以,政府钱也够用,人民群众日子也好过,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和人民都从中受益。这一切,都仰仗于统筹计划,不是搞搞男耕女织就行的。

60、社会贤良们说,礼仪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如果大家都凭借手里的权利去追逐财利,国家就会衰败。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和姜太公只有百里封疆,却辅助君王打下了江山,齐桓公信任管仲,但齐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却没有因此而使齐桓公成为帝王,因为他的治国方法有问题,有根本性的错误,所以管仲晚节不保,名声也坏在这里,他的主张也不能实行。当时,诸侯没有一个将仁义的,都是尔虞我诈,争先恐后地追逐利益。现在天下统一了,成了一家,还去搞什么工商业?还去搞那些提高工艺水平的事情干什么?政府上下都在人民身上打主意,逐利找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还有那个江充、扬可之流上窜下跳的。

江充、扬可是谁呢?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当中呢?这两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影响历史的事迹,但在当时却是手握重权的红人,《汉书,江充传》里记载,江充专门刺探贵族的生活,看谁过的比较奢侈,逾越制度,就没收其财产,将本人充军;扬可呢,他是专门查税的官员,专门主持告发有钱人偷漏税款的工作。就是前面讲的告缗。这一切,跟当年管仲设立九府搜刮社会财富一样。社会贤良连管仲也没放过,狂批一顿,是因为管仲的政策也是将政府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从这里看,社会贤良的观点很简单,他们要求国家要倡导社会道德,不与民争利,最终做到“藏富于民”。社会贤良说,神医扁鹊一把脉就知道病因,阳气过盛,就减一减阳气,寒气过盛,就减一减寒气,调节阴阳,使得气脉调和,身体健康。那些二把刀的医生,不懂得气脉和穴位,胡乱扎针,治不了病,只是让皮肉受几个针眼。治理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如今,想调节贫富差距,但能力不行,方法不当,治标不治本,结果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光靠严酷的刑罚,不是严打就是综合治理,一阵风一阵风的,以为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可是作奸犯科的事情依然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扁鹊的真本领。御史说,周朝建国的时候,千儿八百个诸侯,大国灭小国,成了六国,这六国打来打去,对内,互相打,对外,跟四周的少数民族打,延续了几百年,虽然,不断打仗,但是,军粮却不缺,国库总是很充足。现在,拥有天下财富和自然资源,各地官员使出吃奶的劲到处找钱,各地进贡的物资绝对超过当年诸侯的库存,为了发展农业,大司农亲自下地干活,严于律己,做世间的表率,但是,政府开支还是捉襟见肘。我们在努力平均社会财富的分配,找不足的地方,大力整顿,就像针灸治病,使全身血脉畅通,国家物资流通顺利便捷,国库充裕。到了那个时候,军队平息暴乱的费用,兵器的费用,战功的赏赐,费用都是天文数字,全一切,这都是要靠盐、铁国营啊。社会贤良说,边远地区,土地贫瘠,荒漠一片,气候也不正常,飞沙走石,基本上都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中原地区,气候适应,土地肥沃,适合万物生长。但是,我们离开富饶的内地跑到偏远的边疆,去开发那些冰天雪地寸草不生的地方,内地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徭役,边地居民忍受着边疆严酷的自然环境。边地艰苦,不长庄稼,也不产桑麻,物资全靠内地供给,他们常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内地人民也因此生活困苦,很多人没有住房,只能住在窑洞里,一家老小挤在一起。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政策而造成的,请问,你们向扁鹊学了什么本领,你们的盐、铁国营的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之后的这一段看着让后人生气,所以说,多读书还是有好处的,御史们平时忙于工作,书读少了,所以说出下面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话来。御史说,内地的人多,自然资源不够,温暖潮湿,不适合养牛马,广大人民群众踏犁耕地,行走运输都靠肩拉人扛,甩腿走,干的多,赚的少,温饱不足,领导干部们有的只能坐牛车。孝武帝平定了福建广东地区,把这些地方搞成如自家的菜地一样,扫平西北地区搞成动物园一样,好东西都藏在后宫,名马好车存的大批大批的,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都做上了好车,骑上了好马,人民群众吃橘子和柚子吃的都不想吃了。这样看来,边远地区的财政还是很不错的啊,经济发展也不错,而你们却说“何福之有”。你们是真的不懂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当一个人站在局外自然看见的全是弊病,当一个人亲自去做的时候自然会发现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的道理。当一个人在局内能看到弊端 在局外能知道事情的难为的时候这个人是大贤大智慧,这两派意见最终将走向融合 控制与开放。必然会有一个平衡的点这个点的依据是人类的伦理和道德所决定的,我们人类现在无论整体还是个体能够处理和掌握的信息量还是太有限。像现在这样动辄牺牲大的群体的利益 牺牲几代人的利益去追求一个什么整体的发展之类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台湾大学的陈昭瑛教授是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为传承徐先生的学说,今年举办了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她邀我参会,为此寄来一本徐先生的书——《两汉思想史》,期待我写一篇关于徐先生评论《盐铁论》的文章。最后文章写成,题为“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不想办理到台湾的手续之复杂却超出我的想象,最后没有成行。

不过,陈教授的邀请还是促使我通读了一遍《盐铁论》。使我感叹的是,这样一部千古文献,却一直束之高阁。第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这个关于是否要废止朝廷对盐铁酒专卖的会议记录,能够如此细致完整地经历两千多年保存下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记录中甚至还包含了论者的语气和表情。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辩论双方的一方是握有重权的“御史大夫”,另一方是民间的“贤良文学”,却能就一个正在实施着的重要制度进行辩论,这在今天也难以想象。

第三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尽管论辩双方的主张相当对立,但自始至终都不失风度,既没有人让对方“住口”,也没有人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在理屈词穷之时,也只是“默然不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客客气气,其中也少不了讥讽和机智的反唇相讥。最令我赞赏的,是当御史大夫讥 “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时,后者当即反讥“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这场辩论不仅有思想的交锋,还显得分外生动。实际上,即使是在激烈的辩论中,双方还是给后人留下的不少千古名句。然而,最为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两千多年前辩论的主题竟与今天的一场争论极为相像。这就是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在汉武帝时期,因进击匈奴的需要,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后来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超出反击匈奴范围的过度的军事征伐有所悔悟,转为更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汉昭帝时期,仍没有取消的盐铁专卖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才导致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这就是在辩论“国”要不要退的问题。而在今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重工业奠定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退出,但在近几年又不退反进,大举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引起了社会上的争论。盐铁会议时,为盐铁专卖辩护的人说那是为了筹集抵御匈奴的军费,而反对盐铁专卖的人则强调儒家的经典原则——“不与民争利”。今天为“国进民退”辩护的人说国企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反对的人则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持说政府及国有企业只应在公共物品领域或准公共物品领域活动。这就是我后来所谓的“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之争。我的结论是,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政府尊重经济自由和轻徭薄赋的结果,是经济繁荣和政府税收总额的增长;再加上低税率作为“仁政”的一种表现形式会激起民众的认同,以及施及天下的仁政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和睦,会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只有在短期的紧急情况下,在税外征集资源才被认为是合理且合法的。而且一旦危机过去,就应取消。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人都暗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经营是为了给国家财政作出额外的贡献,以弥补国防费用之不足。其实这是一个最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汉代的财政数据,但北宋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的变法也是要在税外挖掘一些财政资源,以对抗西复和辽国,结果除了直接与变法相关的部分有所收入外,田赋和商税都比变法前有所减少;并使经济发展不能持续,铸就了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的大错。今天的例子就更清楚了。据国家统计局,自1994年起,中央级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向国家财政贡献一分钱,反而让国家承担了3680亿元的亏损。不仅如此,许多国有企业无偿占用了大量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如果出租的话,每年会给国家至少带来1.4万亿的地租。更不用说它们在无偿或者低价使用国家的其它公共资源,如以每吨30元的代价开采本应交纳10%矿区使用费(约300~400元)的石油;其它自然资源的情况也类似。因此可以说,中央国企不仅没有为国家战略提供增量,反而是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

反过来说,我国这些年即使是战略产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国防资源的筹集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税收。就拿《盐铁论》时期就很重要的铁来说,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以钢为纲”,并且经历了 “大炼钢铁”阶段,直到1977年钢年产量仍仅为2374万吨。但在改革开放的31年里,我国钢产量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达到年产6亿吨的水平。这其中有一半是民营企业生产的。2009年,钢铁产业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总额仅是国有企业的1/3,但实现的利润总额却是后者的11.6倍。由此推算,仅民营企业交纳的所得税额就是国有企业利润的3倍。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从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利润转变为主要依赖税收,在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国防开支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但也不过占财政支出的6.9%(2007年)。根本无需另开财源。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是在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支持下召开的。据《汉书》记载,到了“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很快废止了政府对酒业的垄断,并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然而,盐铁会议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更为清晰地重申和强调了儒家有关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这句话的意思可用《大学》中的话更为精炼地表达,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在这里,前一个“利”字与后一个“利”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利”是指一般的商业利益,而后一个“利”则是指政府与社会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义”则是指公正与正义,在今天可具体指提供公共物品,首先包括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公正裁决。“以义为利”的意思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自然可以收取合理的适当的税收,也可以保证社会和自己的长远利益。总体而言,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

这一宪政原则不仅是说,以适当的税率收税足以支撑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财政支出,甚至收税能比经营一般性商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如同前述钢铁业的例子一样;它还包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即税收的形式是一种对所有人和所有企业都公平的形式,而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则是要与其他人竞争,这就会产生不公平。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贤良文学们在反驳御史大夫时经常举的例子是秦朝。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个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其实秦朝和隋朝的例子说明,一个坏的治理往往有一个好的理由。秦朝和隋朝当时都在修建一个对中国有着重大作用并且造福于后世的工程,长城和大运河。秦隋统治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为此征用了过多的民众的资源,包括征税和劳役。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被“好的理由”盅惑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因政府直接介入市场而获利。在贤良文学眼中,这就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集团。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之子”,实行盐铁专卖后,“尽管天下盐铁”。这些人“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夸张了“好的理由”,却有着巨大的利益刚性,所以在汉武帝改弦更张以后,仍然要维持盐铁专卖。

也许桑弘羊们在设立盐铁专卖之初还是真诚的,当时对匈奴的大规模的进击也可能暂时超出了财政能力。然而一旦获得了垄断之利,他们就不愿再放弃。在这时,他们变成了一个与汉王朝有着不同利益的自觉的利益集团。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因而改革初期的任务是放权让利。九十年代初的难题则是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所以才会出台那个国有企业暂不上交利润的文件。然而从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国有企业无偿占用的国有自然资源因稀缺程度的上升而价格大涨,一是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它们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包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国有企业在冗员很多的情况下,其管理层和职工的工资和非货币福利大幅度增长。

当然,并不是国企管理层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竞争,一种是利用公权力改变产权边界、利益边界和市场规则。相对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利用公权力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官员同属一个群体,处于同一个晋升系列,经常交叉任职。例如某部的部级官员约有一半曾在国企任过职。这些官员对国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接受国企管理层进行“院内活动”时的游说。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国企管理层这样做并不违法;反而会受到本企业或本集团员工的称赞和爱戴。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着宪政缺陷,真正有权威的法律并不是字面上的上位法,而是能够得到实施的决定。这就导致了实际上的“行政立法”,即行政部门通过一纸条例决定着本该由立法机关决定的重大事项;即使是立法,草案也多出自行政部门;这自然导致对垄断国企管理层的倾斜。

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生存于真空之中,与其利益边界接壤的是消费者的利益、竞争者的利益和国家(即全体人民)的利益,因而利用公权力追求国企管理层的利益就必然要损害其它三方的利益。国企追求消费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就会在定价、付款和纠纷解决中相对于消费者占有优势,从而严重损害后者的利益;设立、维护和扩张垄断权,就必然会排斥其竞争者;并且可以将垄断力量延伸到产业的上下游,以直接排斥竞争者。然而,国企越界最为严重的地方,还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夺。由于要经过较多委托代理环节,对国家产权和资源利益的维护就变得缺乏效率;又由于这种属于公共事务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国企对国家利益的侵夺不像对消费者和竞争者的侵害那样受舆论关注,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所以问题就愈加严重,才会出现上述14年不交利润、以及不交地租等资源租金而少有人知的情形。

也正是国企管理层对国家利益的侵夺,才是问题的要害。14年不交利润和租金,这部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和自然资源稀缺性带来的租金,已经被他们看作是“既得利益”了。用这些属于全国人民的钱,他们使自己员工的工资水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给管理层自己发放高额奖金(如2003年上半年中石化管理层分红12亿元),借工作的名义进行奢侈的消费(如陈同海每月120万元和中石化价值156万元的吊灯),甚至肆意挥霍(如一研究指出,对澳门赌场99个大陆客的统计中,国企高管占19人,出纳占9人)和私下侵吞(如陈同海贪污近2亿元),长期享有的巨额利益使得这个集团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垄断国企管理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其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就更加主动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公权利,包括设立、维护和扩张人为的垄断权,如38号文件僭越法律创立的石油垄断权;提高垄断程度,如电信寡头违反《反垄断法》而实施的合并;侵夺稀缺资源的开发权,如山西省政府强行收回小煤矿的采矿权;以及直接吞并民营企业,如山钢吞并日钢;等等;推动着“国进民退”。

然而,在钱财上大占便宜还不是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打着“国”的旗号做着损害“国”的事情,造成对国家的双重损害。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这些垄断国企对于财政和社会在统计学意义上就是一个负数,他们破坏产权制度和违背市场规则的行为则是对“国家”这个高尚称谓的亵渎。所以更准确地说这是“官进民退”。这同时意味着削弱、取消甚至否定政府的公共性质,陷“国”于不“义”。只要现有的实际制度框架不变,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就会不可抑制地膨胀下去,结果将是“国将不国”。汉昭帝在盐铁会议之后废止榷酒制度和部分取消盐铁专卖的举措,历来受到高度评价。班固说,“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这一重大转折,挽救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命运。正如司马光所说,因汉武帝晚而改过和顾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官进民退”,则关乎共和国的命运。只有通过体制改革逐渐限制、压缩和消除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免于被个别利益集团蛀空之厄运。更进一步,如果要保证这个社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重建有关政府和国企的宪政框架,让它们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活动,永远遵奉那个光照千古的伟大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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