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

作者:陈桂棣 春桃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因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二OOO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OOO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基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第一章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词:“你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进大学校门的;即便就是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一种命运。但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帐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沉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帐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帐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帐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你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伤在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你,我的裁决已经下了,你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你下了这样的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你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丁作明当然听不懂由彭志中嘴里说出来的这些所内平日的惯用语,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却是心知肚明。说丁作明“兴”,是指他“不服气”;所谓“加加温”,就是要给丁作明一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总之,要被处理者招供认帐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不过,一向善于察言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来,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感到了一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进军手拎一根桑树棍进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进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进军一听指着丁作明厉声喝道:“在这里嘴硬没你好果子吃!”说着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依然执意不从。

  王进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 、腰上连遭猛击,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进军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抡着手里的桑树棍。

  同样也是农民的联防队员王进军,为什么对自己的农民弟兄做如此凶残的事情?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人从爬行动物进化到今天,虽然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最灿烂的现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残暴的劣根性,仍会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现象出现,这说明人性进化的缓慢。此时的王进军,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进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但他仍然不罢休,抬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进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

  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到了地上。王进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你他妈的孬种,干嘛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爽性找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3 案惊中央

  当清帐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员发泄着愤懑:“你们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进派出所,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着也不喊声“疼”,一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还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作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帐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帐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芬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樊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涌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她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

  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的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帐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挚声、喇叭声、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作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也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辩得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进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进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一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在人们的想象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所闻,感情竟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甩着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一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被就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被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一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进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作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撒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们走进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一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着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一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至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

第二章 恶人治村

  1一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随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们普遍对有着“发”的谐音“8”这个数字,产生了喜爱之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认为是个大吉大利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它却永远成为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的忌日。

  小张庄地处淮河岸边一个低洼地段,这些年涝灾不断,村民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村干部没完没了横征暴敛,家家户户几乎就变得度日如年。对村干部的胡作非为,小张庄的村民并不都是逆来顺受,张家全、张家玉、张洪传、张桂毛几个血性汉子,没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意见反映到乡党委和村支书那里。去年春天,村民张家昌还把举报信送到了固镇县人民检察院。

  对于村民接连不断的上访和举报,张桂全恨得咬牙切齿。虽说他在村里只是个“副村长”,但没谁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爷”是个啥事都敢做绝的恶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们的怨气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可仗着乡里有人替他撑腰,就从未把这些村民放在眼里。一天,他把乡里的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然后假惺惺地让人通知到处告他的张洪传到他那算账,张洪传不知有诈,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赶去。张洪传刚进门,张桂全便破口大骂,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对张洪传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把张洪传打成血人。要不是张洪传的侄子张桂应闻讯赶去解救,张洪传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张桂全的暴力威胁,非但没能压倒村民,适得其反,小张庄的全部党员、老村干部和八十多户农民空前团结起来,先后两次去乡政府、五次到村支书家,强烈要求查处张桂全,彻底清查村里的财务账目。

  村民们的反复呼吁,多次请求,终于引起了唐南乡党委的重视。恰在这时固镇县政府正布置各乡镇对乡村的经济账目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乡党委书记左培玉就对小张庄上访的村民说:“正好,借咱们县这次清账的东风,我们已经研究决定,由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乡财政部门的三名会计,就先从你们村开始清理。”

  这消息,让小张庄的村民欢欣鼓舞。

  这一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进驻了小张庄。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一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么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胳膊折!”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一回事。

  谁也不会想到,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这天,不大不小的雨点儿,不轻不慢地敲打在小张庄农舍的屋脊上,好像没完没了的催眠曲。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谁知丈夫张桂玉和儿子张小松围着桌子刚坐定,家里的那台旧闹钟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分,张桂全便领着他的五儿子张余良和七儿子张乐义,出现在门洞里。接着出现的,还有村会计张家会及其子张杰。

  因为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对村民们的查账同样有着抵触情绪的张杰,首先冲着张桂玉说了句讽刺挖苦的话:“账算得怎么样了,俺们可能分两个?”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不去吗?”

  张桂全马上接茬道:“骂你不多!”遂向两个儿子喊道:“给我打!” 。

  由于这事来得太唐突,听到了张桂全一声喊打,张桂玉居然呆住了。

  

  这时张乐义已从张桂玉的屋中抓起门旁的,一根木棍,张余良也随后拾起张桂玉家的一把镰刀。

  张乐义挥起木棍就照张桂玉舞过来,站在边上的会计张家会不但不制止,反倒将张桂玉拦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张桂玉拼力挣脱后,见对方开始下毒手,便迅捷从地上拣了块红砖。魏素荣发现村干部的儿子将自己男人往死里打,慌了手脚,忙从灶台上掂过菜刀。

  双方持械怒目相视,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张桂全显然不甘心,就朝张桂玉的屋后走去,边骂,边叫阵:“小桥(张桂玉的小名)你个狗日的,有种跟我过来!”

  张桂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红脸汉子,见村干部如此张狂,毫不示弱,就跟着来到屋后,责问道:“这次是乡里要查你的账,群众选我做代表,我有什么错!张桂全,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就是查了你的账,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争吵之中,张桂全已暗下指使张乐义回家喊人。不一会,张桂全长子张加志和六子张超伟,都暗藏凶器来到现场。张超伟上来就打张桂玉,张余良趁机夺下张桂玉手中木棍,张超伟见赤手空拳的张桂玉依然顽强地反抗,迅速从胶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时从怀里取出菜刀,凶狠地向张桂玉的头上、胸口又砍又刺。

  张桂玉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喊叫一声,就重重地扑倒在地。

  村民代表张洪传和张桂毛闻声撵到现场。见张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张洪传怒不可遏地责问张桂全:“你们怎能这么狠毒?还不赶快把人送医院!”

  这时的张桂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见张洪传和张桂毛赶了来,阴险地笑道:“妈的皮,来得正好,就等着你们呢!”然后冲着张加志大声喊道:“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

  离张洪传最近的张余良,立即扑上去,疯狂地朝张洪传的胸部、腹部和股部连刺数刀,张洪传没有来得及反抗,便当场倒地断了气。

  就在张余良扑向张洪传时,张桂全也将雨伞一摔,从后面抱住了奔过来救人的张桂毛,骂道:“妈的皮,你不是到处告我吗?算我的账吗?来吧!”张桂毛虽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马大,毫不畏惧地和张桂全厮打着。张桂全自知不是张桂毛的对手,大声呼喊:“乐义来把他放倒!”

  张乐义举起手中大菜刀,跳起来就向张桂毛的头部砍去,直将他砍翻在地。此时,杀红了眼的张加志也赶过来,依然不放过张桂毛,骑在张桂毛的身上,用杀猪刀又向张桂毛的背部狠扎三刀。据事后法医鉴定:张桂毛头部砍伤五处,创口深及颅骨,颅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见杀人者的凶残。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一息的张桂玉,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呻吟着,丧心病狂的张加志发现张桂玉没死,猛扑过去,向其胸腹部又连砍五刀。

  转瞬之间,张桂玉的屋后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着血水,红了一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

  张桂玉哥哥张桂月听说弟弟被暗算,悲愤交加,操起一根平日给牛拌草料用的细木棍奔过来。由于他的眼睛不好,一直奔到了张加志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这不是桥子吗?”一句话未落音,张加志手中的杀猪刀已刺人他的胸口。

  十六岁的张小松,于混乱中来到爸爸张桂玉的身边,想把他搀扶起来送医院抢救,张超伟拎着已经沾满鲜血的菜刀,不容张小松救护张桂玉,挥手便向张小松的头上砍去。在场有人一声尖叫,惊醒了张小松,张小松意识到什么,将头一偏,张超伟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张小松的膀子上。张小松慌忙逃开,总算幸免一死。

  前后只有五分钟,小张庄的腥风血雨之中,竟是四死一伤!

  当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也提着一把砍刀气喘吁吁地奔到现场时,村头上的广播大喇叭,正响起村支书张店风催促村民代表继续清账的吆喝声……

  

  2可怕的村霸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正是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当地唤着“副村长”)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

  一九九七年,他明知县里下达的征收小麦的数量与一九九六年的数量‘样,他却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为了聚敛财富,他可谓生财有“道”,“五税一费”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税杂费:谁家饲养一头猪,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钱;谁家盖了新房,就要多交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说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户都要交五十元;谁家种花生,一亩便交十元钱;谁家添了拖拉机,每辆就是五十元。张桂月倾其所有刚刚购置了一辆“小四轮”,还未启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这辆崭新的“小四轮”正静静地躺在防雨棚里,似在为他的主人默哀。至于“计生扶育费”,谁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计划生育罚款的钱数更是由着他随心所欲,并且大多数是打白条子不入账的。

  一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财,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按规定应上缴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设的“五税一费”,张桂全全家却又是分文不出,一毛不拔的。

  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这样的一个恶棍,怎么就当上了村委会的头头呢?再说,他只不过是个村委会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书又干什么去了?是与他一起同流合污还是做了闭口菩萨?对于这些,采访中我们始终困惑不解。

  后来,了解了张桂全的历史,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原来,小张庄存在的问题,远不止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基层组织建设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吃惊。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当时已是小张庄村委会主任的张桂全,就曾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这期间,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还正在刑期之中,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虽被判刑仍在刑期,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却照样可以被两级党的组织委以重任,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张桂全非但恶习不改,反而变得有恃无恐,更加凶残。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3悲剧还在延伸

  固镇县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报警不到二十分钟就包围了小张庄。涉嫌故意杀人的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和张余良当即落人法网。只有张乐义除外,据被害人家属和在场的证人说,当时张乐义手拎一只提包,包内装着他们父子行凶的凶器,就从村支书张店凤和实枪荷弹的防暴警察面前,从从容容地走过,村支书张店凤不指认,防暴警察不知情,这就使得张乐义沿着村民黄自先平房后边的一条小路侥幸逃脱。

  小张庄发生凶杀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去。但是,无论是固镇县委县政府,还是唐南乡党委乡政府,对于案起于农民要求民主的权利和减负问题,全都避之如洪水猛兽。案发第二天晚上,整个小张庄还沉浸在巨大的惊骇和悲痛之中,固镇县有线电视台突然播报了这条“新闻”。报道称,本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因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误杀案件。画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从现场收缴的“凶器”,其实,那全是公安人员因为一无所获从被害者张桂玉家里找来的镰刀、菜刀等器物。

  整个一个假新闻!

  这条“新闻”一播出,小张庄即刻炸了营。

  在这起凶杀案中失去父亲的张桂毛的独子张亮,失去张桂玉、张桂月两个弟弟的张桂菊,以及众多的现场目击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发集结起三百多人,于播出电视新闻的第二天一大早,找到县有线电视台,质问台长:一个刑期未满的犯罪分子当上村长,变本加厉地欺诈村民,大家不堪重负,依凭自己的民主权利要求清账,再说这还是县里部署的,乡里批准的,却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报复,什么叫“错杀”?“错”杀了谁?杀谁才不算“错”?被害者作为村民代表与张桂全之间究竟是什么之争?

  台长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确实不知道其中会有这么多的情况,案件的性质又会是这样的恶劣与严重,不得不如实“招认”道:这是县委领导指示这样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复生,但死了总归要有个说法。被害者是为维护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托惨遭杀害的,这悲惨的一幕已让人无法接受,而如此荒诞的“新闻”无异于火上浇油。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县委和县有线电视台门挨门,虽是两个大院却只隔了一道墙,当村民们涌出电视台大院时,才发现,大街上已围了个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条“新闻”了,都觉得这事太惨,凶手太狠,一听说小张庄的村民为“新闻”的事找到电视台,便料定“新闻”有诈。现如今,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塞着市场,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信度也已 经不高,特别是一些重大事故的新闻,老百姓对它的真实性统统是大打折扣的。于是不少人围过来就想闹个究竟,不多会,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说了,县委就在边上,早看出了动静,赶到小张庄的村民找到县委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早已不见了踪影。

  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小张庄的村民刚丢下饭碗,村支书张店凤就通知全庄人到庄西黄自先家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开会。那是黄自先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正空着,村民陆陆续续赶了去。赶去才知道乡里来了人。唐南乡副乡长何井奎、乡政法委书记邱亚以及派出所警员一行人,是来“封嘴”的。

  会上的气氛严肃得令人窒息。何副乡长首先选读了几条《刑法》规定,然后宣布不准上访,不准闹事,不准乱说乱讲。大家都很紧张,尤其是被害者家属,他们闹不明白,亲人已遭杀害,可受害的亲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过去的“四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都将有警惕的眼睛在盯着你,一下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着嘴巴,看到的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一家省报就在二版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文章恰恰发在蚌埠检察机关正要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的关键时刻,试图抢占社会舆论“制高点”的目的就十分明显。

  文章开宗明义,作了这样混淆是非的表述:“一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备阅读汉语言文字能力的人,从这样的表述中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村民的激烈言辞”在先,张桂全“极为恼火”在后,村民,包括被杀的村民,才是造成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过细心的读者还是会注意到:既然是“相互殴打”,为什么死亡的尽是村民呢?这位“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为什么对自己的村民这样歹毒,欲置死地而后快呢?村民“激烈言辞”又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会“极为恼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开杀戒?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统没说。在这里,村民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村民们不堪重负的严酷事实,全被回避。回避就是有鬼。

  于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残暴、进步与颠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这样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间的口舌之争,愚昧无知的一场“相互殴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张庄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报社的编辑当然不可能对每天要编发的来稿都去现场调查核实,解释,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有了检察机关公章的,因此他们就未做也无须再做什么核实便发表了。

  眼前的形势明摆着:这事是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发生在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丁作明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农民负担,而现在的问题是,小张庄的张桂全,非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委会副主任,此人竟是个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罪犯,这事情已够复杂,他的问题又远不是仅对村民横征暴敛,居然杀了人!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凡因农民负担问题导致一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体上访的,都必须向中央报告,张桂全父子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造成四死一伤,严重得耸人听闻!无论是固镇县委书记、县长,还是蚌埠市委书记、市长,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也许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气,但是眼前这种近乎严酷的事实,对于他们不仅太突然,也显得太残忍,甚至没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丁作明事件”震惊中央的故事,谁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谁都十分清楚承担这种责任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显然都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和代价的人。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受害者家属惊得目瞪口呆。

  按县委书记这个说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强暴了,要喊冤,岂不是谁都可以对她厉声责问:世界上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么没强奸别人单就强奸你了呢?这还是人话吗?

  清查账目的三位群众代表被杀,其余九位代表自然万分悲痛,但小张庄查账的工作并未停顿下来,而是查得决心更大,也更加认真了。

  应该说,张桂全父子被抓,给清查账目的工作带来极大方便,村干部的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很快便露出冰山一角。毫无疑问,小张庄的问题不止是张桂全一个人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也都不可能就那么干净,他们对这次清账骨子里是恐惧、抵制的,可这项工作毕竟是县政府统一部署,小张庄的清账小组又是乡政府决定成立的,他们虽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还不至于像张桂全那样愚蠢地去杀人。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就都对清账的事儿闭口不提了,对张桂全父子杀人的真相也是在极力掩盖,于是他们的胆子就又大将起来。

  清账小组清出一九九七年小张庄征粮时每人多收了六十斤,显见是违反了国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书记张店风,张店凤却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错,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你们就不要过问了。”态度十分蛮横。 ‘

  清账清出四名村干部私分卖地款两千六百元,张店凤竟也从这笔卖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张店风,张店凤平静地说:“事我知道,这是操心费。”追问该不该拿这个钱,他居然理直气壮:“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一次清账会议上,村民代表问村委会主任张风知:“小张庄的四千元水稻浇水费已经缴纳了,为什么又从我们庄卖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浇水费?”张凤知大发雷霆,清账会无法清账,不欢而散。

  不久村子里便传出风声:小张庄的财务账结清了,张桂全“没有贪污”,“没查出张桂全的经济问题:剩下的九个清账代表县里还得逮几个!”

  接着,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气焰嚣张地扬言:“这庄子消停不长,还得有几条人命赔着来!”:

  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阴风在小张庄迷漫开来,令人透不过气来。

  共产党员张家玉是条硬汉子,积极反映村里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有他;清账小组中敢于当面锣对面鼓较真的也是他。张桂全父子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张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后,张桂全的六子张超伟当时曾大声叫嚷:“上张家玉家去,给他斩草除根!”幸亏张家玉当时出村报警去了,并不在家,才幸免一死。但是现在,张家玉发现,他仍然处在凶险之中。在他家的门口和地头,时常有人暗中窥视、盯梢。

  张桂全家庭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况且还有张乐义在逃,面对一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逃犯,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的凶手,村民们,特别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无忧。张桂玉和张桂月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提到这事就泪流满面,她一个早上痛失两个儿子,孙子还被砍伤,一个原本充满生机的家庭一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噩梦远没结束。她面色惶恐地说:“没人晚上敢出门,地里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种权力,你在哪里

  

  以后事态的发展,就越来越出乎小张庄村民的意外了。

  乡里派人威胁被害者家属及现场目击人不许“乱说乱讲”,县有线电视台和省里的报纸把这事说是“错杀”,或是愚氓间的“相互殴打”,这些,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便是并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张庄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说了的才真正算数。奇怪的是,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就叫小张庄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了。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案子开庭审理,事先根本就没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赶听到风声要开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连找个律师的时间也没有了。

  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村民代表张家玉,以党籍保证,他说检察院自始至终就没人进过庄,也没谁找过他们,更没听说找谁·了解过案发现场的情况,检察院在《起诉书》上都写了哪些事实,无人知道。死者亲人和现场目击人从“小道消息”听说要开庭,慌慌张张地赶去时,也只准带个耳朵“旁听”,没有发言权,而作为被告的张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头接耳,这把被害人亲属的脸都气青了。

  公开宣判时,被害人亲属同样没得到正式通知,闻讯赶去才知道,作为这场凶杀的主谋和指挥的张桂全、杀死张桂月的张加志被判死刑;而杀死村民代表张桂玉和张洪传的张超伟和张余良,只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显见缺乏公正。这一判决可以说达到了张桂全“数子之罪由一子承担”的目的。

  死者亲属强烈要求看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给;他们委托律师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词,就是不给。

  固镇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张家玉,是小张庄村民代表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他找来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发现这部法律的第一百八十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依此国法,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里。剥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显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够解释清楚的。

  于是被害者亲属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们终于得到了“蚌检刑诉(1998]21号”的蚌埠市检察院有关这事的《起诉书》。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

  “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一个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总之,“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性’——笔者误)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一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一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一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张桂全在那个阴冷潮湿的早晨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场的所有目击者永世不会忘记:“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这是《起诉书》不该遗漏或不敢正视的兽性的嚎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检察院并不是以“杀人罪”起诉张桂全的,但张桂全在听完宣判后竟当庭大骂法官,声言等他儿子出狱后要拿这几位法官开刀!杀人者的气焰如此嚣张,不知《起诉书》上落下姓名的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作何感想?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并不担心没有法令,而是担心没有坚决执行的法令。无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执法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而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一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为制止小张庄的村民进京上访,固镇火车站甚至对购买北京车票的农民严加盘问。·连城郊两个农民只是去京看亲戚顺带看病,也遭到拒绝,二人好生解释,最后确认不是唐南乡的农民,又确实不是为了上访,才得以买票上车。

  封锁显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岂可一禁了之。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发生的血案,终于还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地媒体广泛的关注。

  首先赶到现场采访的,依然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记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访后写了一篇《张桥村干部如此敛财,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新闻报道。虽然只字没提发生在张桥村的“小张庄惨案”,文章中甚至没有多少作者主观的议论,但是,这篇被转发到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却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将小张庄所以会发生凶杀案的背景一丝不挂地裸露在国人面前。其叙事的风格,极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让事实说话。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央划定的是否构成“农民负担”的界线是:“三提五统”不准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这里已明显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接近国家规定的四倍!更为严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夺,却要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一种负担两本账。其手段之恶劣可见一斑!其文章最精彩的一笔,还是在村民和村干部贫富差别的交待上,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画龙点睛地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

  接着《工商导报》的记者也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张桂全枉杀四人法难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标出了一行引人注目的提示:“刑期未满,又任村干部;心中有鬼,反对查账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疯狂行凶,杀死四名查账的村民代表。”可谓一针见血!

  只有一点需要更正:枉杀的确是四人,但查账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一人张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张桂玉的兄长。

  紧接着《工商文汇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披露了“固镇发生特大命案”的真实情况。

  被严严实实掩盖着的“小张庄惨案”的真相,终于被撬动,射进了几缕温馨的阳光。固镇县委和蚌埠市委一手遮天的神话被击破!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中央电视台四位记者顶着烈日、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远离公路的小张庄。他们是看到新华社转发全国的那个电讯稿后做出这次专访决定的。进了庄,他们就开始随机采访和录像。

  记者首先走进村民黄自先的家,问黄:“你们的负担重不重?”

  黄自先显然是有顾虑的,犹豫良久,才说:“确实很重。”他随后找出村里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以及村组开出的一张张白条子给记者看。

  记者提出要见村民代表张家玉,正在田里干活的张家玉被喊回村。张家玉不仅照实说了小张庄“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情况,还谈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张桂全副村长的贪污账,张桂全父子连杀四人砍伤一人的事件经过。

  后来,记者请张家玉带路,他们分别对被杀代表张桂毛、张洪传的两个孤儿进行了采访。

  最后记者又让张家玉把他们带到张店凤家,要采访一下这位村支书。不过,当时书记不在家,便决定采访书记老婆陈云侠。不曾想,陈云侠的态度十分恶劣,先是将记者拒之门外,然后,把门一锁,管自扛着锄头扬长而去。记者却并不介意,手中的摄像机也并没有放过这难得的镜头,一直跟拍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记者们刚准备要离开,就发现张店凤推着自行车正巧往家赶来,远远地,他发现一群村民向他喊话,还有人扛着录像机已经对着他,感到不妙,掉头想跑,也许觉得这样子太狼狈,跑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记者迎上去问:“你是这村的书记吗?”

  “是。”

  “我们想了解你一些问题行吗?”

  张店凤显然调整好了情绪:“行,回家谈。”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门口才注意到门上挂着锁,钥匙也被老婆带走了,很是尴尬。

  记者于是就在门口进行了采访:“你们村的账目都公开吗?”张店凤接口说:“公开,全公开。日清月结。每个月的五号张榜公布。”记者问道:“张榜都贴在什么地方?”张跟着就说:“三个自然庄都贴。”记者盯住不放,又问:“贴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张顿了一下,这才说:“我没看见,反正我都安排了。”

  记者露出了几分幽默,正准备再问,在场围观的村民见张店风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都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中,不知谁大嗓门叫了一声:“书记胡说!”张店凤顿然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逼视着在场的村民。

  村民代表张家玉这时站了出来,当着张店凤,毫无惧色地走向摄像机的镜头,实话实说:“我们小张庄就从未看见张贴过公开的账目!”张店风一听,咬牙切齿地指着张家玉说:“你张家玉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失职!张贴你看不见,这不是失职是什么!”

  在张店凤看来,村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五条件地和他这位村支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则,就是不称职。

  中央电视台来人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唐南乡一位领导还把电话打到村支书记张店凤家里,询问记者进庄后采访了哪些人?调查了一些什么事?有没有谁说了清账的村民代表被杀的事?

  如临大敌。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会主任张风知跳出来开骂了。这位文盲主任在村里的广播大喇叭中喊道:“有个别共产党员,弄几个臭记者来采访,说我们搞的都是假的;还弄来个中央‘焦点访谈’记者,‘焦点访谈’不‘焦点访谈’,我看这是有些群众在起哄!我让你们好好在下边起哄,到时查出来非得治你不可!”他把广播喇叭的音量调得很大,他的嗓门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聋。村民们刚从睡梦中醒来,听着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村长”在广播里张牙舞爪,真不知小张庄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电视台就在《社会经纬》的栏目中,把小张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予以“曝光”,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地,《南方周末》也拿出头版一整版的版面,直击小张庄惨案,发表了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五父子称霸固镇小张庄,四村民查账惹杀身之祸》。且图文并茂地配发了评论与漫画,漫画作者方唐,画得简约而辛辣:一个村委会领导人物酒醉饭饱之后,从放着酒瓶的办公桌子上,不可一世地又踏到诚惶诚恐向他顶礼膜拜的村民头上和身上,嘴巴里烟囱似的喷吐着云雾。评论文章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印之手,他的震惊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又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不过,他提出:“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

  这期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郑苏、福殿和成远三位记者,也从“民主”与“法制”特有的视角,深入到小张庄,并于这一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现场纪实报道。题目极平实:《村民代表查账惨遭毒手》,文章却写得内容详实、引人人胜,不乏雄辩之笔、警策之句。令三人甚为诧异和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们采访之时,潜逃在外的张乐义使用过的那把带血的杀人凶器,依然静静躺在溧涧村医院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无人问津。是他们,把拍到的这张照片,触目惊心地展示于世人。

  随着各种新闻媒体的相继介入,特别是在全国极有影响的几家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小张庄村民代表因为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惨遭杀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渐渐有了转机。

  人们首先看到,唐南乡政府派人把张洪传的两个孤儿接到了乡里的敬老院。

  接着,这一年的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固镇县政府安排给遭难的几家每家发了一百元的慰问金。

  午收大忙时节,固镇县委机关下来了几位同志,帮助几户受害者家庭抢收麦子。他们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一点多钟,没吃农民一口饭,没喝农民一碗水,这让死难者的家属多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一丝温暖。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桂全父子一案下达了终审裁定。终审《裁定书》上“审理查明”的“事实”,其实与蚌埠市检察院《起诉书》上当初“审查表明”的“事实”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使得小张庄广大村民再一次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失望。

  不过,有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就是省高院终于裁定张桂全父子“不存在防卫问题”,亦非“伤害(致人死亡)罪”;“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张余良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明确,诉称其没有杀人故意的理由无事实根据,不能采信”。

  这让小张庄已经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户农民,终于感到了一点欣慰。

第三章 漫漫上访路

  1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莱,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二OO一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人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中国农民调查》_2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你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你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你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一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着两臂,像轰赶一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一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你落实,你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一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一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一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进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一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一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进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进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进京的代表时,村民们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

  2感受温差

  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经过简单的准备,把收集上来的“三乱”证据小心地整理停当,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当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车站的月台,一种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怀抱的冲动,使得他们异样的激奋。他们多么想去看看魂萦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看看雄伟壮观的英雄纪念碑和金水桥畔的华表、看看中南海的红墙啊,但是,他们知道大伙凑出的这点上访经费来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须花在当紧的地方。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接待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情况反映,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允诺将很快给安徽有关部门发去专函,促成这事的调查处理。

  北京如此严寒的气候,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的,迎面卷过来的又冷又硬的风,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里却都像揣进个腾腾燃烧的火炉子,打心里往外冒着热气。

  “既然来了,”王洪超说,“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于是三人一路问过去,又跑了一趟国家农业部。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单位。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热。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三人接过县委书记的条子,认真看了看。因为字比较潦草,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看了一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不过,又好生纳闷:“多提的款”,这是个什么概念?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减负办那样,按照党中央文件规定的精神,指出这件事的严肃性?既然下决心要镇里解决,为何不通过组织的程序,而是随手写了个白纸条子交于上访群众?再说,“群众上访”了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来找县委,县委就是装聋作哑;如今,上边批下来了,马上“笑脸相迎”,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管怎么说,从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访,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签字画押”,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十九天,总算看到了结果。当村民们听说张西德书记表态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一个村子顿时沸腾了。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他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闹到这一步,不用说,是他们为县委、县政府捅了娄子。不过,村民们拿到的,毕竟只是一张白条,细细揣摩,他们既从张西德的“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听到了不满,却也从“请努力做好工作”这句话上读出了县委书记的无奈。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进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一下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一张表格上,仅“一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一笔,就隐瞒了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一直为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

  退款不过是虚晃一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

  张西德一看来了这么多村民,而且带有明显责怪的口吻,首先就变了脸,再不提如数退给加重农民负担的那部分钱款的事。他的话一下就变得十分严厉,也很难听:“有本事,你们只管狠狠地闹,我就是不给你们处理!”

  村民们问:“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吗?”

  张西德越发火冒三丈地说道:“有本事你们就往上找!”

  张西德显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你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

  村民们百般无奈,于是又去找县纪委。因为县纪委曾经派出过调查组,并且查出了白庙镇和王营村“提留统筹”上的不少问题。可是,纪委书记李树成听说下面就是不愿清退多收的钱款,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让他们退,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主管一个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书记,对下面干部的胡作非为感到无能为力;统管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又是这样蛮横不讲理,村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气愤。

  不过,这时候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们表现得十分冷静。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人下了也许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心:一定要和这些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的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个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消息,是白庙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施灿洲透露给他的,王洪超同施灿洲私下交情不错。这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施灿洲把他拉到一边,悄悄给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访的事了。”还用了当地一句土话,叫他“赶快‘薅手”’,意思是说“赶快收手”;并严肃地提醒道:“马上要抓人!”

  当时,王洪超心中一惊。他知道施指导员不是和他开玩笑,也不是在吓唬他。他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王向东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东听了似信似疑,却也不得不马上通报给广大村民。

  一时间,王营村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以防不测;王洪超干脆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村民们虽然思想上有了准备,却没有想到“抓人”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天高皇帝远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点多钟了,这在有着夜生活的城市里或许不算太迟,但在这偏僻的王营,村民们差不多全都熄灯上床了。就这当儿,一辆客货两用车鬼鬼祟祟开进了村。

  车在村西头悄然无声地停下之后,打上面跳下五个人。事后才知道,他们分别是白庙镇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民警王树魁、张复春,治安队员王俊和刘凯。他们交头接耳一番后,五人就行动诡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们的出现,立即引起巡逻的村民的注意,于是远远地尾随着。后来发现这些人,尽在领头上访的几个村民代表家的门口探听动静,有几次竟试着上前推门,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门,边敲边喊:“村里来了几个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当时正住在王洪超家里,门外的响声首先把她惊醒了,她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村里来了偷偷摸摸的人,冲到放有广播器材的房间,打开开关就喊起来:“王营来贼了!王营的老少爷们,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让他们跑了!”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一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一个个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个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一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树魁、张复春以及司机赵灿龙因为躲避不及,最后被村民们一个个分割包围。

  村民们喝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一个民警说:“我们是瓦店的……”

  另一个民警说:“我们是……黄岭的。”

  三个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王营村地处安徽和河南两省边界,王营小学校长王天基住的村西头,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两省两县的地界,有人说王校长的孩子出门撒泡尿,就浇湿了两个省和两个县的地皮。处在这么个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突然冒出三个来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样说法,其中还有穿警服的,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们的警觉。怀疑这是一伙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乘着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下,三个人变得越发紧张起来,趁着混乱,落荒而逃。这一逃,村民就觉得问题更大,当然更不能放过,当即追了上去。

  三个拼命逃窜,的人,因为没有村民们的路熟,眼看难以逃脱了,这时;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从腰间拔出手枪来,指着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许动!再追,我可就开枪了!”

  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纷纷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两个人,发现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来。

  村民们人多势众,面对枪口并不怕,倒是更加肯定这是一伙乘夜打劫的刁徒。情况明摆着:既然谎称是“城丝绸厂”来王营“联系业务”的,城怎么就变出手枪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为什么要说是“城丝绸厂”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说干吗要逃,慌慌张张连个汽车也不要了?

  村民盯着司机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司机吞吞吐吐不敢说。

  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一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一顿痛打。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说着,忙把口袋里的十块钱和一包烟交出来,求村民们放他一码。

  村民们听说这其中真来了抓人的民警,忙问王树魁和张复春,二人只得坦白:“我们是白庙镇派出所的。”

  村民一听,炸了营:

  “你们凭哪一条来抓上访代表?”

  “抓人为啥偷偷摸摸?” 。

  “你们明明是白庙派出所的,为啥要说是‘瓦店’的、‘黄岭’的、‘城丝绸厂’的;为啥一追问就逃?”

  问得两人一时语塞。

  村民们显然不会放过:“说!”

  一个小声解释:“我们是来抓赌的。”

  一个却说:“我们是来巡逻的。”

  这么一说,更糟糕。来抓赌,为什么专找村民代表的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说是“巡逻”,就更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因为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个年头了,王营村的父老乡亲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啥时下乡巡逻过。早不巡逻,晚不巡逻,镇里刚为王营清退了一点点加重农民负担的多收款,就“巡逻”到了王营?又偏偏是摸着上访代表家的门鼻子夜半“巡逻”。

  村民们越听越冒火:“巡逻为什么不开警车?”

  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几人全喝多了“猫尿”,一个个酒气熏人。农村派出所的许多公安人员,本来就没给群众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与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块去,啥坏事都干得出来。为防止对方借着酒性胡作非为,村民们搜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手枪和手铐。特别是发现有四副手铐后,进一步证实司机吐露的是实情:他们确实是心怀鬼胎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的。想要抓的四个人,不用问,这就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外加一个王洪钦。 ’

  村民们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来治称为“大个子”的民警张复春,在王来治的追问下,他曾懊恼地承认:“谁知道你们庄是有准备的,谁叫我和王树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他承认这酒是在王天玉那儿喝的,王天玉是王营村与县里某些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个人。蹊跷的是,王营村村民后来写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别指出,当夜少数村民情绪激烈,并非事出无因:混乱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干部的带动下,一拥而上,发生了冲突,车也砸了,人也打了,枪也打掉了。”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有这个王天玉!这或许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给端了出来。

  总之,民警王树魁和“租来的”司机赵灿龙,不久一个个狼狈地逃出村去;被说是“打成重伤”的大个子民警张复春,这时候的酒性早就被惊醒了,他逃得最快,几个青年农民追了一截地都没撵上。后来,村民王洪军把民警们丢下的枪支、子弹和手铐,集中起来交给了镇武装部长王东良,王东良就是王营人,当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过后,村民们便陆陆续续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觉了。谁也想象不到,一觉醒来,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缄开出。

  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厂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进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

  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王洪岭的妻子周敏,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公安人员扑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这个边远的小镇上也进行了布控。

  四人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作为村民代表,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 ,

  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在众多村民的掩护下躲过了临泉县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辆去河南省沈丘县城的公交车。三人经沈丘赶往郑州,然后转乘火车直奔北京。

  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进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一带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正着。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这天,他利用一个星期日,乘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县邮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知道大老远跑到外省拍发这种电文的良苦用心。但是电文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县的事,因为与她所在的地方无关,自然可以泰然处之。

  于广轩的电报,当天就被河南新蔡邮局发往北京。

  可是,于广轩没有想到,这份电报由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竟然到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手里。

  张西德勃然大怒。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一番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文的落款处留了一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一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

  临泉县公安局已将王洪钦在京抓获,现就同王向东、王洪超一道关押在太和县,吃喝拉撒睡双手都被从背后反铐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县去发这样的电报。因此,电报上虽然写着王洪钦的名字,王洪钦首先还是被排除了,于是公安人员就在“王营村退休干部”上寻找线索。然而,查遍王营,也没发现有一个“退休干部”,最后就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县供销社下属一个联营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尽管“退休工人”与“退休干部”完全是两码事,临泉县公安局还是认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这天,联营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单位领工资,很久没有发工资了,听到这消息,王洪章当即兴高采烈地奔县城而去,一进单位,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扑倒在地。为防止意外,也没将王洪章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但是,因为王洪章压根儿就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被打得皮开肉绽了,他还是说不知道。公安人员对这样的口供不可能会满意,一口咬定他是个沙锅里煮驴头的主儿,肉烂了嘴还是硬的,于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为替兄弟媳妇周敏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公安用电棍打得血流满面的王洪彬,至今还躺在床上;现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岭割头不换颈儿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关进看守所时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脚铐,也受尽了折磨。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发生在王洪岭的身边,使得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王洪岭,也终于拍案而起了!

  在这之前,王洪岭一直在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上的铜管厂打工,每月有着一千多元的丰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辞去铜管厂的工作,拼出性命要为王营村的父老兄弟讨个公道!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协同村民代表王俊彬,冲破临泉县在省内省外设下的重重暗卡,带领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达北京。

  王营村这次是集体进京上访,在整个临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县委书记张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营村村民对不堪重负的强烈不满,显然还是相信高压乃至镇压,才是杜绝上访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县委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王营村。一下去了这么多人,生活费以及烟酒费,又全叫当地的干部群众摊派,这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王营村民,雪上加霜吃饱喝足了的工作队员,像“文革”那会一样,开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村子里哇啦哇啦到处转,搞得王营人人自危,连邻省的老百姓也过不上安静的日子。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一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不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还措词严厉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进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高喊道:

  “你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进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质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发生不久,县委工作组就已经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县公安局到处张贴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将其称为“打砸抢”,甚至提到了“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的高度;县纪委做出的《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已构成抢劫罪”。显而易见,县委工作组、县公安局和县纪委都在县法院正式审理之前,就各自确定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

  如果临泉县法院不给抓到的上访代表安个罪名,判上两年,这对当时的临泉县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县法院中途休庭之后再没有重新公开审理,却于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至于二人究竟“妨碍”了什么“公务”,判决书竟比天书还难让人读懂。

  5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被“判一缓二”放出,终于又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进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李兰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无法继续读书,至今呆在家里,不能听到警车的响声,警笛一鸣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过去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说的一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当时看到这段话,王洪超确确实实被感动了。但是,此时此刻,王洪超想到这段话时不仅感到的是亲切,更多的还是吃惊,他发现那位信访工作者的论断,就像在评说临泉县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一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一惊。她说,“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一宣读,内容全变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钻,他们这是栽赃!

  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别愤然地写出了申诉材料,说明他们当时压根就不在村里,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这种狗屁“证词”实在是无中生有!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着岁末寒彻肌骨的西北风,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的父老乡亲,第四次踏上进京的列车。

  他们暂且把“农民负担”放置一边,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调查组既然有临泉县委参加进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一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一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进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农民再次进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孑L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一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一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征乱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一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进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会,并陈述了进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鲜明:农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而且还不断地激化这种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不应该再拖了。涉及到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国法的,必须以法论处。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王洪超在会上就“四二”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咨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问:公安人员夜间巡逻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公安人员执法时应不应该公开身份?几个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进村,既不说明身份,一盘查就跑,还掏枪威胁群众,群众把他们当成一伙冒充公安的刁徒给打了,车也砸了,这叫不叫“妨碍公务”?

  公安部到会的同志回答得十分干脆:“巡逻主要是在闹市区,或是发生过诸女口拦路抢劫等情况的事故多发地,农村不是巡逻范围。公安人员执法时不出示证件是违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应该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尽管他极力地克制着,却依然忍不住眼窝子一热,流下泪来。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一个调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阳地委行署两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十二位同志,深人到白庙镇和王营村实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认真回访上访群众,并及时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向群众作了公布,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报告首先确认,临泉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四二”事件发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庙镇仅增项加码的农民负担就是十三万一干六百五十九元,此外,还平调村提留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体资金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开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七,并指出:“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关于“四二”事件,调查组说了真话:“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向农民提取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难度,就动用公安干警出面协助,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在执行任务中,少数干警和武警行动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怨气,长欺(期)不能息诉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一天,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村里的老少爷们像过大年一样地喜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红匾,上书“为民请命”,庆贺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胜利归来;东躲西藏,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紧接着,王营也从邵营行政村中划出,单独设村,王向东就在村民们的民主选举中,当上了王营行政村村委会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开除的党籍也得到了恢复,并在随后不久,出任了王营行政村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一听说张书记要“走人”,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县。这天,白庙镇的王营、邵集、贺庄,田桥乡的赵庄、任庄、三河庄、半拉庙、于营的农民,开出了几十辆机动车,赶到县委大院,把张的家团团围住。

  人们直呼其名地怒吼着:“张西德,你出来!”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县委、县政府的许多干部也在围观,却无人再替张书记“保驾”。

  张西德十分尴尬地走出来,正想表达他愧对临泉县父老,他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就被积怨已久的农民的队伍裹挟进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农民还只是大声责问,甚或夹带几声咒骂;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张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动了手脚。

  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县委书记,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

  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张西德,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

  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为官之道。

第四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1怪圈

  我们有这么多无辜的农民兄弟为争取“减负”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而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是源源不绝,这是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

  应该说,党和人民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工作时就发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通知,颁布的条例,做出的决定,发出的通报,不但旗帜鲜明,而且许多措词也是十分严厉的。虽然,中央的态度如此坚决,下发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却依然还是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为此,我们大惑不解。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一九九O年二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做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有令不行,农民负担的问题仍然扶摇直上。有资料显示:到了一九九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鹏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明确地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做出了许多硬性规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布一年之后发生的。

  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导讲话,为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一个省独有的。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说过:“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机构和人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据国家农业部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形成了一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一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一年,中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一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吴昭仁,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沉重地说:“中央有个‘十三号文件’,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更为严厉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一个村‘提留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市)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一个县(市)书记、县(市)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会去吸取教训。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领导机关要有威信,得自己树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OO一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可一谈到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一次会议。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一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已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几个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你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你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起来给人参观。你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你张春生衡量干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乱征,乱罚,乱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你呢,却把这种干部挪个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你方一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你就没有——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你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该国家花钱的,你怎么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你开的?你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一圈之后,痛心疾首地冲着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于部‘只看楼房一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我们的农民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

  说着,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来一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一下,再这么‘三乱’下去,农民还能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砧上,一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官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课题。”

  2 税费如牛毛 达标价更高

  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一直想弄清一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压根就是乡村干部们的随心所欲。有些,你一听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还带有几分黑色幽默,似在开玩笑,但征收起来你少缴一文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虽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个县(市)跑了一遍,现在坐下来清点一下农民负担的那些科目,也还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十四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革”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爷。

  当一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四十三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一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一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给一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一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一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一项,就把农民压得抬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边,十三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一幢楼;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也就成了一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人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人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一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迭。

  “乡官”们为此编了一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

  

  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一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一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一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

  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一大新闻!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一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3龙多作旱

  舒城县水利局离休老局长李少白,是当年大军渡江时舒城十大支前模范之一,因为这种殊荣,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时,他便有幸被选为这个县第一位“民主乡长”。谈起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充满蓬勃朝气的那些岁月,他至今还十分激动。

  他说,刚解放那会儿,百废待兴,即便这样,舒城县政府也只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四个科,一个科不过五六个人,最多十多个人。“县委和县政府的人围在食堂吃饭,几张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时一个乡,除了乡长、指导员,就是文书和财粮员,加起来拢共不过五六个人。人虽少,当时的事情却不少,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一个乡的各种工作,也就生龙活虎地干将起来了。就是到了一九五六年,扩大了乡的规模,那时,乡党委就只有正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委员,群众组织也只有团委书记、妇联主席、武装部长、农协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乡政府相应配有正副乡长,下设少数几个委员会,乡长依靠这些委员会开展工作,委员会配备文书和民政、财粮、生产、武装、公安、农业、工业、商业助理或干事,也就八九人左右。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加在一起只是十四五个人。

  我们也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进,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一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党、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一九九O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由于管理上没有相应的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二十五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非但机构的层次多,每一级的机构设置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过细。仅在同一县级机构中,与“三农”有关的,过去只有一个农业局,现在除有农业局;还分别设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门,业务相近,却是部门林立。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这种交叉重复,注定产生扯皮推诿现象。

  一个人就可以干完的事干吗非要这么多人去干呢?

  那么多部门根本不管农民的事,却为什么都要农民出钱养活呢?

  单说乡镇。现在的乡镇已同县级机构设置保持对应关系,除“六套班子”外,工、农、商、学、兵、财、青、妇等等二级机构一应俱全。原来人民公社时的“八大员”,如今都已经升格为站、所、办,而且许多人头上戴上了执法的大盖帽。有人戏言: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一样齐全。

  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

  4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

  探究农民的负担问题,不能不正视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就无法回避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亿万农民至今还生活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他们每天都面对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强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沉重的思想苦闷。绕开农民负担制度上的原因,来谈减轻农民负担就等于没说。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决城市失业和通货膨胀,用在了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发展等重大经济问题上,无力照顾地方财政开支,也无暇顾及地方建设,因此,中央对地方政府参与农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宽容,允许各地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同时,按一定比例征收农业税地方附加。这种地方附加,尽管有着最高限额的规定,但它显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各种各样的变着花样的摊派随之而出,不久便相当严重。

  通过查阅当时的文件我们了解到,解放以后第一个提出“农民负担”的,是那时负责农业工作的廖鲁言。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报告的《关于乡村财政、农民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反映,各种乱收费现象已经在各级新政权中开始出现。根据六十一个乡的实地调查,他发现,国家公粮、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献和乡村摊派四项税费合计,就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三,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数目难以估计的项目,例如,银行、贸易、合作社、邮政局、新华书店等涉农系统,都以“发展业务”为幌子,强迫农民“认购”与“乐捐”。群众意见很大,说乡村干部已经成了卖画的、卖邮票的、卖红茶的、卖粉条的、卖税票的,影响极坏,已经造成农民“苛重的负担”。

  廖鲁言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中央政府随之做出专门规定,严格控制农业税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并随同农业税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于有着地方利益的驱动,不但如数向农民征收中央规定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还要严重。

  毛泽东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后,甚为不安。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当即指示政务院做出一个釜底抽薪的断然决定:取消一切附加税,把乡村干部的津贴、乡村政府的办公费及教员薪资统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坚决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摊派;乡村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必须基于群众的完全自愿,有条件地允许自筹经费,并规定这种自筹经费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七。

  当时政务院的这个决定,被简称为“包”、“禁”、“筹”的三字方针。这一措施不但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刚翻身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充分体现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的优越性,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不期而遇,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再不可能做到从容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而且,迫于那种形势,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似乎也就只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国家工业化的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外又是别无选择的。可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和组织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决从高度分散的四亿农民手中获取农业税剩余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国农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一步步走上了集体化,用毛泽东一句十分形象的话说,“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于是,服务于国家城市工业化的农村高度集体化的基本制度,逐渐形成了。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体制下,为了不让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在城市的就业制度方面,一开始实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就只是负责“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粮油供应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别办法”,随着一九五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中国开始实行了粮油计划的供应制度。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上的“特别办法”便也随之产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的第十条第二款则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在这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负担是巨大而沉重的,却又是隐性未发的。因为,农民负担由“台前”转移到了“幕后”,从此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七十九万个农业社;“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只用了三个月,就在一片锣鼓声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组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就变成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从此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

  中国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城乡分治“二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从此,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天壤之别,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扩大。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发端于安徽省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大包干”,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中国农村很快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产”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县原大柏公社党委书记王/—友曾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过去,社员就像一笼鸭子,被关久了,急得嘎嘎叫。现在,包产到户,就像鸭笼打开了,被关久了的鸭子到了塘里有展翅拍水的,有钻猛子翻跟斗的,有相互追逐嬉戏的,多欢实啊!”

  这个县金牛乡上圩村六十多岁的农民廖自才,也高兴地说:“责任制就是好,我家阴沟里终于漂油珠子了。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会城乡不分,咱乡下人就会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场大变革,是新中国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农业革命。它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绩。当然,这只是带有恢复性的发展。无论是公社书记王广友,还是老农民廖自才,他们对大包干后的农村都显得过于乐观了。面对中国农村开始出现的这种喜人景象,这场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十分冷静地提醒说:“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其“文章”之一,就是指从建国初期便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

  二OO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访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这是一位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位农村工作研究的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长,潜心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以后又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正因为他有着此番特殊的人生经历,研究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就站在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上,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那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启动,从理论上看,它既可以向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也会为农村改革特别是涉及城市的问题创造出新的机遇,一个城乡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局面即将出现。可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理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改革重Jb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向中国的城市倾斜,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次陷入一个极端困难的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连续五年,下达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进作用。

  人们或许还记得,一九八四年,首都举行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时,京郊农民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的巨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可是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经不多了,这以后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只能越写越抽象、越写越原则,没有了新内容和新措施,最后,用来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便悄然消失。于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实,重又浮出水面:旷时三十二年之后,建国初期由廖鲁言提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转移当年的年底,被在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了出来。

  当时农村经济才刚刚开始活跃,先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但各级政府居然就认为农民都已经很富了,许多部门便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增加税费等途径,纷纷从农民腰包里去掏钱。

  中国的农民就在这无休无止的行政事业费及各色各样的摊派、集资和罚款的沉重负担中,正在丧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依赖,当年大包干引发出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已荡然无存。

  曾在安徽亲自领导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农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个继续给农民鼓劲的文件,否则,农民就不会再听共产党的话了。”

  但是,农民已经得到的利益,一点一点地还是被收回了。

  尽管,这期间,邓小平曾提醒:“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而且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为了解决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同时,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向农民获取税收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后,接着就改制为九万二千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力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拉越大,不仅建有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于是,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食品、渔业,应运而生。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日益膨胀的单位和日益庞杂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农民来养活的。

  农民的负担从此就由“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趋严重!

  这以后,国家非但没有把臃肿的机构及大量冗员下决心精简,而是为满足地方党政组织及下设部门不断增长的开支需求,不断地又以各种“红头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多种负担:比如,不但从农业税中派生出了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甚至还把村级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村干部的报酬和管理开支,以及乡村两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乡统筹”也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并做出征收标准的刚性规定。这其中有许多本该是政府拨款解决的,最后却都发展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陆学艺说,纵观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倒霉的总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把“贡献”在嘴里咬得很重,听起来实际上就成了“牺牲”。

  他说,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国家进行了一次宏观经济调整,由于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减少,并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又一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比历次都更大。当时国家下决心进行国企改革,宏观经济调整的动作很大,全国各地就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登记失业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人员甚至超过百分之十,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粮食等产品的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从两元降到一元以下,鸡蛋从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价格更是连连下跌,所以,职工下岗后发的津贴虽然很少,生活却还能过得去,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一九九六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为一万零九十亿斤;一九九七年为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一九九八年为一万零二百四十六亿斤;一九九九年为一万零一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一万亿斤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一点零三五五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便是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减到每斤零点七零七五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是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是说,一九九九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并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产不再增收,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除粮食而外,其他的一切农副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仅一九九九年与一九九六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也要减少四千亿元。二OOO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得更多。

  可以说,仅从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万六千亿以上!

  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顺利实现援助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一次“增产不增收”,出现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一九八九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为负增长;第二次出现在一九九六年之后,人均纯收入的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加剧地显现出来。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件工作,将一九八六年以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开的文件中有关政策与评论性的文字,输入电脑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文字部分,出现了一批新的词汇,这是中国汉语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农业”、“吃大户”、“打白条”、“口头农业”、“农民负担”等等;而使用得最频繁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思的分析。

  就在我们动手写这部作品时,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不少专家呼吁: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减税。各国普遍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人为地压低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而我国不但是少数几个不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一,还是为数不多仍在向农民收税的国家之一。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合理通货紧缩尚能够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税,大幅度裁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吗?

第五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1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O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二OOO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言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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